《尚书》是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政治、思想、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资料，但《尚书》文字却佶屈聱牙。《尚书译注》博采众家之长，注释时有新意，译文通顺畅达，能帮助读者读通和理解《尚书》。
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长期以来致力于书法艺术与文化的研究整理与传播工作。继推出馆藏法书碑帖及技法系列的图书之后，又将逐步推出图文并茂的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的中国书法经纬论丛。其内容将涉及书论、书史、书家、法书、碑帖、文字学、文献学等诸多方面。《书谱》是中国书法史与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的极其重要之篇章，其对书学实践具有双重的意义。此篇是用草书写就的理论著作。草书以王羲之为旨归，理论的宗旨亦是如此。故而此篇是学习与研究书法者，不可逾越的作品。然而不仅因书义之深晦，更因《书谱》文词美丽，草法多变，皆给学者带来不便。故而马国权先生，为能充分弘扬其学术与艺术价值，精心研求，成此译注。其书既有对《书谱》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版本流传诸方面的研究，更有对《书谱》原迹释文的校正、原文的翻译、注
《尚书治要》，是群书治要五十卷里面第二卷。《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649年）于贞观初年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取名为《群书治要》。这个“治”是政治，是治国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荟集了千百年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经验！《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长期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早的史书，
十三经是儒孥的基本典籍，是中华傅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逮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封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难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级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 如果说二十四史是以记寅为本，从贯古今，鉴往说来，宣张门资治，更多发挥的是实用的镜鉴的作用，那末十三经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灵魂。自汉武帝接纳董促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立于学官之后，直到清代，经学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制定国策的理论信报，是士农工商各色人等齐家立身的行为规范。不仅如此，十三经还被法典化，于是有了『春科断狱』，『礼』成了『礼法』，而且是法上之法。它更被神化、宗教化，于是儒学成为国家、国教。它不但堂而皇之地被推广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
此书为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该书文字洗练，对《四书》训诂文字，疏通文理，注重义理阐发，从整体上探求与把握儒学精义，堪称解读《四书》的经典之作。此次整理以清嘉庆十六年吴县吴氏父子校刻本为底本，用清康熙内府仿刻的宋淳祐二年大字本校勘。 此次推出的精装典藏本，开本大小由140毫米*203毫米，调整为150毫米*220毫米，各级字号随之有所加大，每面四周留白也增加不少，从而在方便读者研读的同时，也便于做随文笔记。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一起称为《四书》，是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次影印所据底本，为铁琴铜剑楼原藏（今藏国家图书馆）宋淳祐十二年当涂郡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之《论语集注》抽印本，作为《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之一种，供广大国学爱好者阅读收藏。
《重归文献》第三辑所选《周易正义》、《尚书正义》版本均为稀世珍本，代表了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水平，影印的目的，是为实现"重归文献"系列的初衷，就是将这些珍稀但是在学术史上又非常重要的版本，通过影印公开出版的方式，保留文献本来面貌，同时又只有普通图书的价格，可以成为广大的研究者案头常备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