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早*完整的古代农学名著，也是世界农学*早*有价值的名著之一。长期以来深受国内外所推崇，在今天也还焕发着农业科学技术的光辉。此书大约写成于公元 6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作者贾思勰，生活在南北朝的后魏。他是山东益都（今山东寿光县）人，到过山西、河北、河南等省，足迹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书中所反映的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 贾思勰十分重视农业，所到之处，随时随地细心考察农业生产，通过调查采访、比较研究和亲身验证，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农业知识。在前代和当代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总结、实验和提高，写成了这部世界农学名著。书的内容丰富多彩，规模宏伟，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成为总结我国农业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优良传统的代表作，也是继往开来的划
《春秋左传注》包括《春秋左传注（一）》《春秋左传注（二）》《春秋左传注（三）》《春秋左传注（四）》《春秋左传注（五）》《春秋左传注（六）》共6册。《春秋左传注》是我国现存较早的编年体史书，记事翔实，文辞优美，是学习、研究先秦历史、文学、哲学和语言的典籍。广泛收集有关文献考古资料，充分汲取古今学者研究成果，对全书作了深入浅出、博洽简明的注释。《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对初版本作了全面细微的校订、修改，补充了新材料。
赞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文体，用于赞颂人物等，多为韵语。是赞起于孔丘，讫于戴震，凡五十三家。郑先生是诗词歌赋圣手，赞文典雅鲜活，气象清新。且每篇赞文之后，附有白话解说，疏通文字，陈说义理，旁证博引，令人心折。当下，提倡弘扬很好传统文化，汲取古代思想家的智慧，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鉴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民主党派领导、政协委员、大学教授），我们推出此书，有可能成为广为流传，发挥价值的普及读物。
《史纲评要》是明代评点史学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属编年体史评。其内容分为“史纲”与“史评”两大部分。“史纲”以编年体的形式简略地记载了从“唐尧至元计共三千七百二十四年”的中国历史，按王朝帝系顺序排列，每一朝代列一“纪”，再按王朝先后和时间顺序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评要”以“批”“评”的形式，通过眉批、夹批、断后评和对史文的圈、点、抹等，表达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看法，抒写作者的读史心得和感受。全书的评语文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而且将不少俗语引入评论中，使史学的评论更口语化，也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主要表现出四大特点：思想的自由性，情感的审美性，形式的散点化和评语的口语化。无论在史学思想上还是史学审美兴趣上，都表现出比较强烈的个性特征。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 史学三长 。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 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更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 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更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 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绝无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本书是四位清代在台湾任职的湘籍官员著述的合刊，包括朱景英《海东札记》、黄逢昶《台湾杂记》、刘璈《巡台退思录》和黎景嵩《台海思痛录》(托名思痛子撰，今整理者据陈恭沅撰《黎景嵩墓志铭》，认定思痛子即黎景嵩，详见后文)，所著皆是关于台湾社会变迁、风土人情等，均被收入《台湾文献丛刊》。
《宋论》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代表作。通过对宋代历史整个过程及诸多细节的历史考察，探讨宋王朝怎样由盛而衰而灭亡。作者将整个整个王朝的帝王将相都放到这个问题下面进行审视评鉴，对宋代不少人物的所作所为和历史影响都有独到的见解。本次约请专家对《宋论》全文进行仔细校勘、详细注释、畅达翻译，以便现代读者了解其深刻思想。
福格撰的《听雨丛谈》十二卷，清福格撰。福格的事迹不詳。據散見於本書各條，僅知他姓馮，字申之，内務府漢軍鑲黄旗人，是乾隆年間大學士英廉的曾孫，咸豐五年春，以惠州通判留在僧格林沁山東軍中，司理營務兼總行營發審案牘，後來升任山東莒州知州，同洽六年以前還健在。 作者熟悉清代掌故，多記典章制度，尤詳於滿洲情況，如八旗制度、内閣官制、考選科目出身，以及頂戴服飾等都有涉及。其中關於内務府旗鼓漢軍的掌故風俗，所記尤為翔實，對研究清史有一定幫助。至於某些内容有錯誤或不當之處，如對兄弟民族和友邦鄰國的記载等，相信讀者自會鑒别。
《左史比事》是一部晚清知识分子所撰读史杂记，作者集中运用比较史论的方法，对产生自先秦至明末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参照《左传》所载人物和事实，作了总结性的评论和分析，其中不乏作者的真知灼见。由于作者身处列强入侵的清末，加之作者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字里行间体现出的忧患意识十分强烈，作者以史为鉴、资政济世的用心亦十分显明。今人正宜视其为晚清一般知识分子的忧思录，来加以关注和研读。鉴于该书原刻仅存孤本，晚清以来的目录学家和藏书家均未寓目和著录，今将其点校并注释出版。
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楚辞》和唐诗、宋词一样，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能使当代读者滋生永恒不变的审美愉悦。 《盐铁论》是我们了解汉代学术思想的重要作品，书中的民间学者（贤良与文学），一如司马迁般，也是在老百姓的生计上考量，大肆批判国家的干预行为，痛斥政策导致民不聊生，背离人民，言语中或多或少地倾向自由主义，他
《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626年-949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
《王夫之著作：读通鉴论（套装全3册）》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是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大明会典》，明代官修的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始纂于弘治十年(一四九七)三月，经正德时参校后刊行。共一百八十卷。嘉靖时经两次增补，万历时又加修订，撰成重修本二百二十八卷。 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明太祖朱元璋仿《唐六典》敕修《诸司职掌》。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通政使司、都察院、大理寺和五军都督府十门，共十卷，记载了明王朝开国到洪武二十六年前所创建与设置的各种主要官职制度。孝宗嗣位后，因洪武后累朝典制散见叠出，未及汇编，不足以供臣民遵循，遂于弘治十年三月，敕命大学士徐溥、刘健等纂修，赐书名为《大明会典》，十五年(一五O二)修成，但未刊行。正德四年(一五O九)武宗命大学士李东阳对《大明会典》重加参校，六年，由司礼监刻印颁行。有明刻本传世，一般称《正德会典》。 纂修《大明会典》时
好干部读本 《群书治要》五十卷，唐魏徵等奉敕撰。《新唐书》萧德言本传说：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博而要，曰： 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赍赐尤渥。 本书依经、史、子三大类，上始五帝，下至晋朝，自六经至诸子所载有关治道政术、涉及劝诫的文字，均予辑录。书成后，唐太宗各赐诸王一部。可以说这是一代英主为自己及其子弟特令魏徵等人编撰的读本。天宝十三载（754），唐玄宗要了解古代 政理之要 ，可是 史籍广博，卒难寻究 ，就询问李泌该读什么书。李泌即推荐《群书治要》 作为古代著名政治家的魏徵，领衔编撰《群书治要》，其取舍之意，是后世诸儒难以企及的。而阮元所肯定的作手萧德言，史称他 博涉经史，尤精《春秋左氏传》，好属文 。贞观中任著作
《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套装上下册）》是记载北宋九朝及南宋高宗朝的编年体史书。每帝首卷列举年号及宰相、参政、枢密使副、使相、三司使、御史中丞等姓名。载科举之年取士数与州府废置。然后按年代顺序记朝廷大事。《四库全书》虽未予著录，但其中间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未载之史料，是宋史研究的基本书之一。《校正》为本书的首次整理，足资研究者阅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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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著作《文史通义》想挽救当时的学风。他在《上辛楣宫詹钱大昕》的信里说：“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越。”他看到当时学风的流弊，想加以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