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 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绝无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陈师道撰的《后山谈丛萍洲可谈》介绍：《后山谈丛》和《萍洲可谈》是宋代两部重要的史料笔记。前者对北宋重要史实人物关注尤多，间或涉及书法绘画、农事水利、佛徒道流以及奇闻异物等；后者为作者朱彧随父游宦所至见闻的记录，尤其在广州的见闻*为可贵，另外亦涉及宋代朝章国故、士人风气等。两书史料价值甚大，有裨益于宋史研究。两书皆由李伟国先生整理，校点精严。
《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套装上下册）》是记载北宋九朝及南宋高宗朝的编年体史书。每帝首卷列举年号及宰相、参政、枢密使副、使相、三司使、御史中丞等姓名。载科举之年取士数与州府废置。然后按年代顺序记朝廷大事。《四库全书》虽未予著录，但其中间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未载之史料，是宋史研究的基本书之一。《校正》为本书的首次整理，足资研究者阅读利用。
《大明会典》，明代官修的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始纂于弘治十年(一四九七)三月，经正德时参校后刊行。共一百八十卷。嘉靖时经两次增补，万历时又加修订，撰成重修本二百二十八卷。 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明太祖朱元璋仿《唐六典》敕修《诸司职掌》。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通政使司、都察院、大理寺和五军都督府十门，共十卷，记载了明王朝开国到洪武二十六年前所创建与设置的各种主要官职制度。孝宗嗣位后，因洪武后累朝典制散见叠出，未及汇编，不足以供臣民遵循，遂于弘治十年三月，敕命大学士徐溥、刘健等纂修，赐书名为《大明会典》，十五年(一五O二)修成，但未刊行。正德四年(一五O九)武宗命大学士李东阳对《大明会典》重加参校，六年，由司礼监刻印颁行。有明刻本传世，一般称《正德会典》。 纂修《大明会典》时
本书是中国传统史学走向总结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考证学著作。作者王鸣盛，字凤喈，号礼堂、西庄，晚年改号西沚居士，清代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后辞官不仕，定居苏州；擅长经学、史学、小学、目录学等多种专门学问，撰有《十七史商榷》、《尚书后案》、《蛾术编》等书，成就卓著，是干嘉时期著名的考史学家。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重积累，成就固然伟大，流弊也积重难返。干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中国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面清理。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问世的。他指出：「十七史者，上起《史记》，下讫《五代史》，宋时尝汇而刻之者也。商榷者，商度而扬榷之也。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为改
本书是四位清代在台湾任职的湘籍官员著述的合刊，包括朱景英《海东札记》、黄逢昶《台湾杂记》、刘璈《巡台退思录》和黎景嵩《台海思痛录》(托名思痛子撰，今整理者据陈恭沅撰《黎景嵩墓志铭》，认定思痛子即黎景嵩，详见后文)，所著皆是关于台湾社会变迁、风土人情等，均被收入《台湾文献丛刊》。
好干部读本 《群书治要》五十卷，唐魏徵等奉敕撰。《新唐书》萧德言本传说：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博而要，曰： 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赍赐尤渥。 本书依经、史、子三大类，上始五帝，下至晋朝，自六经至诸子所载有关治道政术、涉及劝诫的文字，均予辑录。书成后，唐太宗各赐诸王一部。可以说这是一代英主为自己及其子弟特令魏徵等人编撰的读本。天宝十三载（754），唐玄宗要了解古代 政理之要 ，可是 史籍广博，卒难寻究 ，就询问李泌该读什么书。李泌即推荐《群书治要》 作为古代著名政治家的魏徵，领衔编撰《群书治要》，其取舍之意，是后世诸儒难以企及的。而阮元所肯定的作手萧德言，史称他 博涉经史，尤精《春秋左氏传》，好属文 。贞观中任著作
章学诚著作《文史通义》想挽救当时的学风。他在《上辛楣宫詹钱大昕》的信里说：“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越。”他看到当时学风的流弊，想加以挽救。
王船山读通论论舆宋论，为船山遗书史类中之雨种。遗书旧刻祇有零种单行，不成都帙，其板早，绝，清道光时，船山裔孙名世全者，始谋汇刻各种，新化邓氏实主其事，然亦祇经类十八种，板复旋毁。至同治初，湘乡会氏重刻于金陵，则于遗书搜访较备，经史子集四类皆有。由刘毓崧张文虎等参舆校鲜。惟书中凡触及当时忌讳者，或加改窜，或留空格。而史论两种，因诵习者众，流传颇广，坊间多有翻刻，石印排印，不一而足，耍皆自金陵刻本出。今兹校点，郎用金陵刻本为底本。二十年前，马宗霍，先生尝先后获见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船山遗书抄本若干种，史论两种适在其内。因借抄本就刻本对雠，则空格之字皆全，改窜之迹亦显。比连写为校记，初未示人，士彦此次承中华书局之约，从事整理，实得力于此校记。过刻本有空格而抄本不空者，郎据以补之
《王夫之著作:读通鉴论(套装共3册)》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是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王夫之著作：读通鉴论（套装全3册）》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是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左史比事》是一部晚清知识分子所撰读史杂记，作者集中运用比较史论的方法，对产生自先秦至明末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参照《左传》所载人物和事实，作了总结性的评论和分析，其中不乏作者的真知灼见。由于作者身处列强入侵的清末，加之作者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字里行间体现出的忧患意识十分强烈，作者以史为鉴、资政济世的用心亦十分显明。今人正宜视其为晚清一般知识分子的忧思录，来加以关注和研读。鉴于该书原刻仅存孤本，晚清以来的目录学家和藏书家均未寓目和著录，今将其点校并注释出版。
福格撰的《听雨丛谈》十二卷，清福格撰。福格的事迹不詳。據散見於本書各條，僅知他姓馮，字申之，内務府漢軍鑲黄旗人，是乾隆年間大學士英廉的曾孫，咸豐五年春，以惠州通判留在僧格林沁山東軍中，司理營務兼總行營發審案牘，後來升任山東莒州知州，同洽六年以前還健在。 作者熟悉清代掌故，多記典章制度，尤詳於滿洲情況，如八旗制度、内閣官制、考選科目出身，以及頂戴服飾等都有涉及。其中關於内務府旗鼓漢軍的掌故風俗，所記尤為翔實，對研究清史有一定幫助。至於某些内容有錯誤或不當之處，如對兄弟民族和友邦鄰國的記载等，相信讀者自會鑒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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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注》包括《春秋左传注（一）》《春秋左传注（二）》《春秋左传注（三）》《春秋左传注（四）》《春秋左传注（五）》《春秋左传注（六）》共6册。《春秋左传注》是我国现存较早的编年体史书，记事翔实，文辞优美，是学习、研究先秦历史、文学、哲学和语言的典籍。广泛收集有关文献考古资料，充分汲取古今学者研究成果，对全书作了深入浅出、博洽简明的注释。《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对初版本作了全面细微的校订、修改，补充了新材料。
《史纲评要》是明代评点史学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属编年体史评。其内容分为“史纲”与“史评”两大部分。“史纲”以编年体的形式简略地记载了从“唐尧至元计共三千七百二十四年”的中国历史，按王朝帝系顺序排列，每一朝代列一“纪”，再按王朝先后和时间顺序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评要”以“批”“评”的形式，通过眉批、夹批、断后评和对史文的圈、点、抹等，表达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看法，抒写作者的读史心得和感受。全书的评语文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而且将不少俗语引入评论中，使史学的评论更口语化，也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主要表现出四大特点：思想的自由性，情感的审美性，形式的散点化和评语的口语化。无论在史学思想上还是史学审美兴趣上，都表现出比较强烈的个性特征。
《宋论》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代表作。通过对宋代历史整个过程及诸多细节的历史考察，探讨宋王朝怎样由盛而衰而灭亡。作者将整个整个王朝的帝王将相都放到这个问题下面进行审视评鉴，对宋代不少人物的所作所为和历史影响都有独到的见解。本次约请专家对《宋论》全文进行仔细校勘、详细注释、畅达翻译，以便现代读者了解其深刻思想。
《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626年-949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