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从古到今，许多文人政客都学习《通鉴》，从中得到益处。为了普及《通鉴》，使中等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本书语译《通鉴》全书，采用原文与语译逐段对照的形式，即双页码为《通鉴》原文，单页码为语译。第一册开篇有 导论 ，介绍《资治通鉴》这部千古奇书的总体情况，以及这套编年史书的历史价值，有很强的延伸性阅读价值。第一册设总目，方便读者概览18册全貌。每一册前设有本册目录，方便读者索引。每卷前设大事提要，
《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为纪昀晚年所作，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之间。全书共二十四卷，1196则，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和《滦阳续录》5种。《阅微草堂笔记》整部作品恬淡古雅，质朴简洁，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皆着墨不多，不过粗陈梗概，点到为止，但极有章法，颇见情致，其弟子盛时彦对此也有概括： 叙述剪裁，贯穿映带，如云容水态，迥出天机。 恰如鲁迅所言， 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追踪晋宋 。
《战国策》，汉人刘向根据战国时期纵横家著作编辑而成的一部独特的国别史著作，记载了战国初年到秦统一二百四十年间，十二大诸侯国缤纷多姿的历史面貌。在战国这样一个动荡剧变的时代，往来于各国之间的纵横家是时代宠儿，他们多以谋臣策士的身份登堂入室，指点山河，旁征博引，巧思妙喻，机锋敏睿，汪洋恣肆，从某种程序上影响了一个时代诸侯国的盛衰和历史的走向。这部国别史著作充分展现了古代先贤语言和计谋方面达到的高精境界，洋溢着令今人叹为观止的人生智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十八卷、各八十一篇。《黄帝内经》之名*早见于《汉书 艺文志 方技略》。该书以黄帝和岐伯等人对话的形式写成，作者似乎就是黄帝和岐伯等人。但正如《淮南子 修务训》所云： 世俗 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 所以黄帝、岐伯等显系托名。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内经》非一人所作而是集体、多人长期努力的结晶。它也不是初创之作，而是经过编纂的作品。成编时间大约从春秋战国至两汉之间。
《左传》在 《春秋》三传 中影响*。全书约十八万字，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4年的历史，是我国现存*早的编年体史书。《左传》一改《春秋》大事纲要的记史方法，代之以系统灵活的史书编纂方式，既记春秋史实，又包含了大量古代典章史料，是了解我国先秦文化的重要典籍。郭丹翻译的《左传(上下传世经典文白对照)(精)》对《春秋左传》原文（包括经、传）进行逐段翻译，采用对照的版式，左原文，右白话译文进行编排，方便读者阅读。
《史记（传世经典文白对照）（全4册）》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列“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的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为了使更广大的读者读好、读懂《史记（传世经典文白对照）（全4册）》，中华书局特约请当代“《史记（传世经典文白对照）（全4册）》大家”韩兆琦先生等做了《史记（传世经典文白对照）（全4册）》全书的原文校证和白话翻译工作。本书的翻译水准堪称国内一流，充分体现了当代翻译《史记（传世经典文白对照）（全4册）》的水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史记（传世经典文白对照）（全4册）》历时久远，原文中有一些错误，很多《史记（传世经典文白对照）（全4册）》点校本也未解决，韩兆琦先生多年研究《史记（传世经典文白对
《资治通鉴锦言妙语（书法文言白话对照）（精）》（作者：陈木香）收录了《资治通鉴》中的锦言妙语300余则，分别用小篆、隶书、楷书书写，并配上相应的文言、白话。这些锦言妙语深刻体现了我国古代社会为政爱民、选贤任能、文韬武略、创业守成、纳谏改过、为人处世、和谐社会、居安思危、精忠报国、开放招商等方面的文明思想和兴衰治乱的训诫。言简意赅，引人深思。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方舆互考》是 厦门文献丛刊 之一。《方舆互考》八卷，明卢若腾撰，清卢勗吾汇抄，清林树梅校订。是书乃地理考证之作，为卢若腾困寄金门时，以遣愁愤无聊而着，原为四十卷。今尚存，有清道光年间林树梅校订抄本八册藏厦门市馆，然只存三十二卷。《金门志 艺文志》谓： 自序称四十卷，林树梅《啸云文抄》乃云三十六卷，补遗一卷，盖屡遭兵燹，残缺久矣。 该书披阅舆地诸书，搜集郡邑山川、关梁、陵墓、古迹等同名异地，录而存之，并加按语，有证据者，正其伪误。
《通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为开端，这一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分晋，因为史书的目的即在于 史鉴 ，司马光于此作了*篇议论 臣光曰 。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和《史记》有所不同，司马迁的目标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重视天人关系和朝代更替的规律；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则更加现实，他是要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因此在选材上，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作用的政治史就毫无疑问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通鉴》极其重视腐败政治，对于政治清明和黑暗时期都用功很深，也重视战争。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进退都有详尽深入的记载，这些内容也是《通鉴》一书的精华所在，记述中尤其表现出编年史的优点。比起纪传体的一事互见于不同传记，《通鉴》在记述一件事、一项制度的时候，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