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意大利哲学家、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哲学力作。此卷分上下两编。上编探讨史学理论。首先他严格区分历史和编年史：历史是活历史，编年史是死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历史中有紧密联系，编年史中无联系；历史有逻辑顺序，编年史有编年顺序；历史深入事件核心，编年史停留事件表面；历史有活文献和深刻思想，编年史有抽象词语记录和空洞叙述；先有历史，后有编年史。进而他划清真历史同形形色色的历史的积极性质、人性、分期等问题。下编回顾史学史，从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史学，直至19世纪“新史学”。
本书以百年来中国史学中以史撰为传统的“新史学”和以史考为传统的“新汉学”的斗争和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学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考量评估。
本书从“群众运动史”、“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制度史”、“经济史”、“史论”等多个角度对世界史的结构和形式作出考察。作者所倡导的是结构形态学的史学研究方法，其对世界历史上多个重大问题的探讨具有原创性。如作者提出英国工人运动自发产生了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理论、要重新认识金融资本形成和资本输出开始的时间，等等。
本书以百年来中国史学中以史撰为传统的“新史学”和以史考为传统的“新汉学”的斗争和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学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考量评估。
17世纪以后，西方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促使西方史学进入新世纪。19 世纪以后，西潮涌入中国，中国的新史学群出并作。本书所收论文评述了梁启超、傅斯年、张荫麟在融会中西史学方面的成就，论述了比较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传统中国史学等各种史学方法的功过得失以及西方史学发展的大趋势等。
中国社会变化并不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种单向流动的态势所能单独决定的，而是上层政治经济与基层“地方性”反复博弈互动的结果。在西方影响下的上层制度无疑对地方社会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地方社会完全采取被动的姿态，以无法抵抗的无奈形式加以盲从和接受。上层政治制度的形成有时也会在吸收地方传统的意义上调整自己的策略，使之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历史证明，中国近代许多历史态势的形成，都是上层与下层反复拉锯式博弈的结果。可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只是从单向上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而没有把这种动态的复杂性纳入自己的视野，甚至把对传统“政治史”研究的不满直接转换成对下层的研究态度，而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搞明白上层社会的政治运作，也同样很难理解下层社会得以具有所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