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会议指出，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的基本单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支部建设，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推动全党形成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良好态势，取得明显成效。《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既发扬我们党长期积累的党支部建设宝贵传统，又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创造的好做法好经验，规定明确、符合实际。制定和实施《条例》，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为新时代党支部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对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意义十分重要。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会议指出，制定出台《条例》，有利于提高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条例》要求要严守政治纪律，不折不扣做好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工作；要把请示报告和履职尽责统一起来，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该负责的必须负责，该担当的必须担当。

作为一部寓言散文集，《郁离子》是中国寓言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牢笼万汇、辩博奇诡的文学审美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中闪烁着刘基治国安邦的思想光辉，以及对特定时代的社会认识价值。

本书是《经典悦读系列丛书》中的一种，《反杜林论》 全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平等理论的经典文本。书中深入提炼这部经典著作中的方法论和精髓要义，阐明马克思主义平等理论的历史进程、基本内涵和未来设想等，生动呈现一套具有内在逻辑的马克思主义平等理论，有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彰显马克思主义平等理论的独特性和当代性，为 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和发展平等理论提供思想借鉴和现实参考，意义重大。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探讨的是政治权利的原理，它的主旨是为人民民主主权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它的问世，是时代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向前进步的产物；它正确回答了历史进程提出的问题：法国命

洛克的《政府论两篇》（TwoTreatisesOfCivilGovernment）是在1689年和1690年相继写成和出版的。其基本精神在于对1688年刚刚结束的英国所谓“光荣革命”进行辩护和理论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并要求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通过学习历史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 于沛教授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三十多年，是我国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杰出学者。《历史的慧眼》是于沛先生对历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书融知识性、趣味性、通俗性于一体，深入浅出地讲述“什么是历史”“历史研究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和发展”“从历史到世界史”等带有普及性质的历史知识，是适合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大学学子学习历史，尤其是学习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通俗理论读物。

《西方政治思想史纲》一书是我多年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和科研的一个成果，是我在阅读、思考、概括大量西方政治学译著和部分原著的基础上完成的。我编写本书时所遵循的原则是：西方政治思想是西方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因此引述了大量的译文来印证我的概括和归纳。

作为一种客观的、普遍存在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它经历了从萌芽到形成、从自发到自觉、从低级到高级逐渐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深深地根植于人类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价值活动的内在需要之中，是人类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价值活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是在各种要素的交互作用中，在各种矛唇的推动下，遵循规律性的过程。现代化、市场经济、全球化和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最为突出的客观历史现实，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发展的时代语境。思想政治教育在当代社会面临羞空前的历史机遇和巨大的发展空间，实现着全方位的转型和深刻的变革。

本书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主要的分析框架，采用微观实证的研究方法，以建国后的某个县的乡村话语为具体分析对象，通过对多村话语变迁的分析揭示新中国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和整舍以及乡村社会的回应，指出在这一过程中，话语的“物化”和“创新”、功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有一种主张，认为政改应当使国家的功能转变，成为“服务型”国家。那么服务，为谁服务？为全民服务？但现实社会中的“民”，是分为穷人和富人不同阶级的民。他们的要求有同有不同。富民与穷民和利益有一致，也有不一致。他们的矛盾和冲突仍然是十分激烈的。 那么究竟国家应当抽象地为全民服务，还是只为一小部分富民服务？是为多数的穷苦人民服务，还是只为一小部分纳税多的人即资产阶段服务？（现在正有人鼓吹一种为纳税人、纳税多的人服务，即专为富人和资产阶级服务的谬论。） 在这种历史形势下，何新先生提出了重新反思国家主义，即关于国家主权理论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