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是我国独有的艺术形式，是由实用的印章刻制演变而成，其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三千多年来，我们的先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印迹。本书在浩如烟海的印迹中，根据现代人的审美追求，精选出具有特色的印章作品6000余方，把从先秦到清末，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印痕按时间排序、归纳，称之为“唯用篇”。把从明代文彭起，以艺术创作为主要目的的印痕按风格、流派归纳，称之为“唯美篇”一方面可使读者初步领略中国篆刻艺术的风采，另一方面为初学篆刻者在学习中提供实用的参考。
本书从近三千部印谱的几十万方玺印中去粗取精，经多次筛选，精选出印章305方，其中上古玺印104钮，明清以来流派印章201钮。全书以篆刻艺术发展为纵线，将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精品佳作连缀起。同时，又对每方印章的时代演进、艺风嬗变、文化背景、创作理念，以及配篆、章法、运刀和风貌追求等，都力求剖析得言之有物，使之兼具典型性和完备性，既可赏析研读又可作为学习临摹的范本。
“云峰刻石”是由北魏时期的光州、青州刺史郑道昭，及北齐时期的光州刺史郑述祖父子二人主持镌刻而成，包括著名的《郑文公上下碑》《天柱山铭》等作品，分布在山东半岛的云峰山、天柱山、大基山、玲珑山上，是我国北魏时期摩崖刻石书法的重要代表。自宋代开始，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云峰刻石”，但是前人限于条件，研究并不全面。作者赖非是研究齐鲁地区摩崖刻石的专业学者，多年来一直从事田野考察的实地考古研究，加上本人亦擅书法，因此其研究是理论与实践很好的结合。《云峰刻石》一书，正是赖非当年参与由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组织的田野考察工作队，对“云峰刻石”进行为期一年多的实地考古调查，再经后续十几年的研究增补后，所得的研究成果。书中确认包含在“云峰刻石”之内的作品一共是49件，除了文字的释读工作之外，还对这些作
本书底本为同治三年（1864）严荄辑的《钱胡印存》，存浙派印人钱松、胡震两家印150余方，多附边款，品相上乘。胡震在二十七岁时，结识了钱松，“始大叹服，自是搁笔不复为人刻画金石矣”。年长一岁的胡震甘执弟子礼，与钱松结为师友，二十余年往来无间，俩人之间更是互赠佳作，其中钱松为胡震治达七十余枚。在胡震去世二年后，即同治甲子（1864）年，曾任富阳观察（道员）的同里知交好友应宝时“痛伯恐早世，欲永其名”，与严荄收集钱胡二人遗作，拓印成轶，辑成二册，存世稀少。钱松篆刻造诣甚高，为历代印人所推崇，称其为浙派“西泠八家”之一。胡震篆刻取法汉印，亦见功力。而于当世名家，独服膺于钱松，时相切磋，谊同师友，故其所镌拓，深受钱氏影响。胡震之印存世极少，从此谱中可一瞻其面貌。
《苏州刻书史》通过历时地考述苏州刻书史，呈现出苏州刻书“宋元是初期，明代是高峰，清代成为重镇”这一历史发展面貌与成就。该书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表现出苏州刻书在技术、艺术与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非仅仅从文献研究的角度写出一部封闭、单一的地方刻书史。该书凸显出苏州刻书业的发达，尤其突出苏州文人、苏州文化在其中发挥的倡导性作用，并展现出苏州刻书在中国及世界上的影响力。本书主要从宋、元、明、清历代，阐述苏州刻书的状况。同时从官刻、私刻、坊刻、寺刻等各个角度反映以上朝代苏州刻书在全国的地位及至对中国出版业的作用，因此也罗列了明清两代主要刻书机构及刻书主要代表人的简介。
“元传国玺”疑案怎样引出皇太极肇立大清背后的秘密，乾隆因何大费周章推行官印改铸工程，两枚闲章小印如何成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关键……
《十钟山房印举》，清陈介祺辑。所收皆六朝前玺印。此书开集各家藏印于一谱之先河，择印精良，汇印一万零二百八十四万，为集古印谱之空前巨著。惜其卷帙浩繁，读学不易。今据朵云轩所藏光绪九年本，精选有代表性、艺术性者两千纽，增补释文，重谋版面，成《十钟山房印举选》，以飨读者。
《吴让之自钤印存》收吴让之印蜕三百四十四品。十九为他谱所未收，令人叹为观止。册中《三十六湖长》并《廷飏之印》二品，均有刻后初钤及修饰后之定稿，为从来所未见，弥足珍贵矣。其于刻印颇自满，册中以圆圈自许者计有三十二品，又自题甲等二十五品，乙等三十一品，标以双点者十三品，复以“无意得之”“不单寒”“横直相安”“安顿”“此乃见刀法”等赞语自美，累计八十余品，约为全册之四一。册中《观海者难为水》他谱中曾见款搨，署为“壬辰冬”，时让翁三十四岁，是现存纪年之早作。册中其他作品均更为成熟。 《吴让之自钤印存》收吴让之印蜕三百四十四品。十九为他谱所未收，令人叹为观止。册中《三十六湖长》并《廷飏之印》二品，均有刻后初钤及修饰后之定稿，为从来所未见，弥足珍贵矣。其于刻印颇自满，册中以圆圈自许者计有
《吴让之自钤印存》收吴让之印蜕三百四十四品。十九为他谱所未收，令人叹为观止。册中《三十六湖长》并《廷飏之印》二品，均有刻后初钤及修饰后之定稿，为从来所未见，弥足珍贵矣。其于刻印颇自满，册中以圆圈自许者计有三十二品，又自题甲等二十五品，乙等三十一品，标以双点者十三品，复以“无意得之”“不单寒”“横直相安”“安顿”“此乃见刀法”等赞语自美，累计八十余品，约为全册之四一。册中《观海者难为水》他谱中曾见款搨，署为“壬辰冬”，时让翁三十四岁，是现存纪年之早作。册中其他作品均更为成熟。 《吴让之自钤印存》收吴让之印蜕三百四十四品。十九为他谱所未收，令人叹为观止。册中《三十六湖长》并《廷飏之印》二品，均有刻后初钤及修饰后之定稿，为从来所未见，弥足珍贵矣。其于刻印颇自满，册中以圆圈自许者计有
葛书徵先生为民国时期有名收藏夹、印学家，西泠印社早期社员。通过笔者对先生残缺、零落、琐碎资料的拾掇，缀集成先生年谱，以此勾勒先生家庭出生、家族成员、社会关系、兴趣爱好、毕生情志、人际往来诸方面史料，为读者提供索引之便。西泠印社陈振濂先生曾于《葛昌楹先生研究专辑》中写道：/并以此来为虽无叱咤风云之英雄记录，却曾为百年西泠印社默默作出重大贡献的前辈们的传神写照。/西泠印社早期诸公都刻印，唯葛昌楹先生不热衷刻印，而以藏印集印为一生之任，且以此而成专门之业绩与人才。今年为葛书徵先生诞辰125周年，编者特推出《葛书徵先生年谱》，以志纪念。
《大盂鼎》为“金石名品”丛书之一册，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简介、铭文拓片、重要单字放大解析（附单字临写视频）、创作示例（书写创作、篆刻创作）。每部分均为图文结合形式。大盂鼎不仅是公认的西周初期康王时代的典型器，其重要之点还在于该器铭文的史学价值。大盂鼎上的铭文记述了西周康王二十三年在宗周对贵族盂的一次册命。腹内铭文19行，291字，铭文字体瑰丽雄齐，用笔方整，行款茂密，布局完满。 《大盂鼎》选用的底本为“潘祖荫拓赠吴大澂大盂鼎全形拓”，壶中室旧藏，铭文为“初出土拓本”，全形拓略晚于铭文，又吴大澂题名，王同愈长篇作长跋，极是难得，堪称海内外“第一大盂鼎全形拓本”。本书于书法而言,是学习金文的优秀范本。该书旨在促成人们熟悉金文这一古老的书法艺术，以此普及金文。
本书主张在地理环境与人文景观中，对中国摩崖文字开展综合研究。本书将摩崖文字纳入先秦至现代两千余年的书作发展史，详细讨论了东汉到盛唐的四组摩崖案例——汉中石门石刻、山东郑道昭题刻、山东北朝刻经及泰山唐代石刻，对中国文字景观的历史脉络与视觉意义做出极具建设性的观察。 作者既强调书法内部的形式与技术分析，也注意关联书作内涵、尺度、媒介、赞助人、书写者与其政治、文学或宗教等文化语境，重视文字的现场观看与阅读方式，同时对石刻可视性提出谨慎的审思。作者认为，仅通过文字便可改变自然世界，在人群、文字与精神领域之间建构联系的观念牢固地占据着古代中国人的内心，摩崖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公共艺术形式在中古走向高峰。
该系列丛书全面展示了我国摩崖石刻书法的精彩面貌，书中所呈现的石刻书法作品，属于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书法字体，可谓兼容了篆、隶、魏碑等数种书风。它们以碑刻形式，用直观语言为读者展现了南北朝及隋代生动多变的书法艺术风貌。石刻经字大如斗，历来被称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这些石刻大字作品将大字应有的气势和小字具有的周到很恰当地表现出来，是原貌再现的 版本。同时作者从书法美学角度对作品的艺术风格加以解析，使本书成为书法研究者和爱好者临习与研究的 参考。
《万物有灵》是赵宗彪继《木上江南》之后的第二本木刻集。同他思辨、理性、冷峻的文字作品完全不同，他的木刻作品，是在黑漆覆盖的原木圆盘之上，以刀为笔，用最简单的黑白两色，以天然木纹的细腻肌理，再现了生活在中国江南的动物们，有花鸟鱼虫，有六畜兴旺，有天然野趣，温情生动，千百萌态，活泼灵性，展现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大千世界，表达了绿色生态观。作品删繁就简，风格简约、诗意、现代。
傅抱石（1904－1965）先生是20世纪中国美术为杰出的艺术家之一，是我国的一代绘画宗师，的美术史论家、书法家和篆刻家，江苏新金陵画派的创始人。他倡导“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原则，开辟了中国画创作的新时代，他的艺术实践及其历史功绩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美术史上具有非同凡响的里程碑意义。 本书是2007年由傅氏子女所捐赠的。该书收录了傅抱石先生的全部印章作品，其中大部分为自刻常用印。该书比较全面地展示了这批艺术珍品的面貌，这对于推动傅抱石作品的研究、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提供服务补会的精神文化产品，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元传国玺”疑案怎样引出皇太极肇立大清背后的秘密，乾隆因何大费周章推行官印改铸工程，两枚闲章小印如何成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关键……
篆刻是我国独有的艺术形式，是由实用的印章刻制演变而成，其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三千多年来，我们的先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印迹。明末清初，出现了几个著名的印章鉴藏家，各自都有集体印谱行世，对印学的提倡与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学山堂印谱》、《赖古堂印谱》、《飞鸿堂印谱》就是其中影响力优选的三部集体印谱。此书为其中之《赖古堂印谱》。辑者：周亮工，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辑成，共四卷，收录了同时代作品一千余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