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人论》被视为犯罪学的奠基之作，在现代法学体系中，《犯罪人论》将犯罪者作为一项独立的研究客体，从生物学和精神病学的角度科学理性地分析犯罪人群及其行为，力图从客观上掌握犯罪行为与犯罪者生理和精神上的关联，从而促使犯罪学这一新的学科体系产生。《犯罪人论》在西方犯罪学界久负盛名，于2000年由黄风教授翻译引进到我国出版，曾得到再版。本次由黄风教授对翻译重新修订，授权我社出版。
本书分上编研究述评、下编代表性论文精选两部分，主要内容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概况、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重点研究问题与争议等。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永恒话题。从我国连续出台的《刑法修正案》来看，犯罪化都是历次刑法修正的主题，并且，近年来犯罪化呈现出扩大化之趋势。对此种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不仅要知道刑法修正的是什么，更要知道其合理性及不足。对某种行为而言，是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该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显然是对其作出判断的基础。总体上，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刑法的人权保障理念及其谦抑原则等要求对危害社会行为进行理性地犯罪化。
目的犯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某种特定目的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该目的要么有助于明确犯罪故意的内容，使此犯罪故意能够很容易地区别于其他犯罪故意，要么能够对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产生影响。断绝的结果犯的目的是直接故意的内容；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目的是故意之外的主观超过要素。对目的犯的研究必须采用类型思维方告。不真正的非法定目的犯不是开放的构成要件，其适用方法是限制解释；真正的非法定目的犯是开放的构成要件，其适用方法是目的性限缩。
本书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方面认证了单一正犯体系的合理性，并认为我国刑法采取的正是单一正犯体系。在此基础上，本书对我国犯罪参与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世界各国的犯罪参与立法来看，存在以德日刑法为代表的二元犯罪参与体系（区分制）与以意大利刑法和奥地利刑法为代表的一元犯罪参与体系（单一正犯体系）。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规定究竟属于哪一种体系？这是研究我国犯罪参与问题的前提。从目前我国学界的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学者在没有论证这一前提的情况下，盲目地认为找国采用的是区分制。
贪婪、虚荣、迷茫、失衡，使这些职务犯罪者人生奋斗的方向发生了偏离，滑出正确轨道，滑向腐败深渊……如何找到一种途径，在他们“偏离”之初就能及时发现和修正；如何确立一种制度，使他们根本就没有“偏离”的条件与可能一这就是本书所要告诉你的。
本书以国际化与本土化为主旨线索，对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进行了专题性研究，主要内容为： 1、从三个维度多元层面重新廓定了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同时运用整体论范式，对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进行了整体性反思，明晰了其整体状况、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展望。 2、在学科特质的基础理论方面，对犯罪学的定义及其规律性、犯罪学研究对象、犯罪概念、犯罪学的学科性质四个主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与探讨。 3、在犯罪解释的基础理论方面，不仅给这门事实学科、经验学科的理念给予具体界定，赋予具体内涵，还对国外犯罪学的理论从整体上进行了宏观把握，对我国犯罪学界努力的方向进行了独到的思考。 4、在学科成长的基础理论方面，对我国当前犯罪学研究的应对性、刑法倾向性、移植性与模化性四种性格进行了分析，重点讨论了我国犯罪学本土
《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新颖的题材结构以及注重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从题材结构上看，本书以《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为书名，分为两个部分：部分为理论。涉及方法结构、社会预防、环境预防以及犯罪预防评估等主要内客；第二部分为实践，涉及犯罪预防从理论到政策、公共场所的犯罪预防、如何应对社会失调以及犯罪预防的前景展望等主要内容。此外，本书中诸多部分均有针对典型性案例或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条理性概括的分析评述。从上可见，本书不但结构新颖、重点突出，而且其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的突出特点一方面生动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理论水平以及对实践的掌握和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也显著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以及理论和实践界参考借鉴的可行性。其次，亚当·苏通等专著的《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内
根据犯罪进展的不同区分犯罪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在此基础上区别量刑，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当然要求。但何谓犯罪既遂、其标准是什么，并不是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已经明确了的问题。 本文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部分，犯罪既遂的标准。犯罪完成并非犯罪人的主观目的的实现，也非自然意义上的行为的完成，而是体现立法者立法意图的犯罪完成。第二部分，犯罪既遂的范围。第三部分，犯罪既遂的类型。该部分结合不同的犯罪类型，指出了犯罪完成的具体标志。第四部分，犯罪既遂与刑法相关问题。就犯罪既遂与刑法中的相关问题如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现代主流犯罪学大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犯罪事实和犯罪所涉及的个人的各个层面上。与此不同的是，迪尔凯姆曾提到，研究犯罪的功能或者后果应是犯罪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他的研究则是以宏观层面为着眼点的。尽管现代犯罪学理论研究从迪尔凯姆处借鉴甚多，但这一重要蕴含仍被忽视了。 《犯罪功能论》中作者提出一个宏观层面的理论模型来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解释恐惧感和社会团结如何影响民众对生活满意度、商业稳定性、民众的亲政府态度和社会衰退程度的评价。第二，解决迪尔凯姆关于犯罪促进社会团结的传统犯罪功能理论与犯罪削弱社会团结的恐惧感理论之间的争论。作者假定，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和功能；暴力犯罪引起恐惧感并削弱社会团结，非暴力犯罪则会促进社会团结。第三，解决有关恐惧感和社会团结
“北大刑法博士文丛”即将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作为总主编，我感到十分高兴。随着法学教育的发展，每年毕业的博士生人数越来越多，博士论文作为获得博士学位的前提，成为一种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博士论文的水平，也成为衡量一个博士点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数。在这种情况下，从已经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中，择其优者经过修订予以出版，也是对学术界的一种贡献。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点是我国培养刑法学专业博士生的一个重要基地，自1990年建点以来，已经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生，并曾经系统地出版过博士论文集。这次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大刑法博士文丛”是这一出版活动的延续。我在主编本文丛的时候，择优选择博士论文，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标准： 一是选题新。刑法学是一门发展较为成熟的部
本书梳理了近年来有关诉讼欺诈犯罪的研究成果，跟踪了地方司法机关应对诉讼欺诈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借鉴了古今中外法律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之下如何认定涉诉讼欺诈相关犯罪以及如何修改完善刑法，以应对诉讼欺诈犯罪。尽管理论界已有诸多论述，但本书或提出不同于他人的见解，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证。本书在诉讼欺诈的定义、诉讼欺诈犯罪主体的特点、诉讼欺诈存在范围、犯罪形态、罪数认定、如何修改完善刑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本书在对过失共同正犯的立法例、判例及理论争议进行细致梳理和评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归责重点及认识内容的探讨，以及对共同正犯的存在根据的剖析，对我国刑事立法应否承认过失共同正犯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同时，《过失共同正犯研究》对过失犯之教唆犯、过失犯之帮助犯以及过失共同犯罪在司法实务中的部分疑难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
本书的体系完整，重点突出。作者运用其调查所获取的手资料，对犯罪被害人学的基本问题做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书中对犯罪被害人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做了分析，对被害率与犯罪率这两种衡量犯罪水平的基本手段进行了比较，对各类犯罪被害人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对被害人与犯罪人在犯罪发生中的相互影响及其角色转换进行了论证，对被害人权益和被害人赔偿的现状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及决策建议，对预防被害的重点进行了强调，对国际范围内犯罪被害人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向进行了总结和预测。作者得出的许多结论都是非常有趣而重要的，提出的许多建议都是我国急需而符合实际的。
本书介绍了国内外关于罪数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比较深刻地论证了罪数评价的基本原则及罪数判断的标准，并将这些原则和标准运用到“评价竞合形态”和“行为竞合形态”的研究中。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体系上的创新，一反传统的罪数分类，将罪数体系划分为“评价的竞合”和“行为的竞合”两大类型；其二是观点上的创新，对传统罪数论的观点，给予了颠覆性的批评。本书认为：罪数的标准不是犯罪构成，而是犯罪客体的重合性；应立足于犯罪形态，而非条文关系，来研究法条竞合；吸收犯不是处断的一罪，而是实质的一罪；想象竞合犯和牵连犯，都是实质数罪，应当数罪并罚；连续犯就是同种数罪，对同种数罪应以“合罪刑”的方式并罚。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大多数州仇恨犯罪法的出台并非因为刑法在这方面尚付阙如，或者因为一些骇人听闻的罪犯不能依照现有法律充分受到起诉和处罚。刑法的缺失或者不当的宽缓并不是令美国政府头疼的一个问题，执法人员当然拥有起诉那些实施杀人、强奸、伤害或其他犯罪的恰当方法，无论这些犯罪是否以偏见为动机。20世纪90年代初期，法学家们开始使用“仇恨犯罪”和“偏见犯罪”的术语。 作者通过追溯仇恨犯罪的起源、界定仇恨犯罪的定义及对仇恨犯罪立法价值的分析，对仇恨犯罪的泛滥展开了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及其正当性的解释。在进一步分析仇恨犯罪法执行、仇恨犯罪与宪法、仇恨犯罪与身份政治的冲突与碰撞后，作者指出，刑法及其执行在创造一个更加宽容的和谐社会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社
本文是对刑法中与挪用有关的犯罪进行的系统化、类型化的研究，采用了历史的、比较的、实证分析等方法，紧紧抓住挪用犯的挪用实行行为，在对挪用犯的法律沿革，挪用行为特征、本质以及挪用行为的一般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挪用犯中各罪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后，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出发，对挪用犯的未遂、共犯以及罪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任海涛编著的《共同犯罪立法模式比较研究》是在更宏观的视角下全面检讨当今大陆法系刑法学界和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共同犯罪的论著。 本书将共犯论之核心问题定位于因“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观念不同所形成的限制正犯概念与扩张正犯概念这两个基本理论预设，所有的共犯论问题均以这两个理论预设为逻辑起点，这样的逻辑论证我相信会解答很多人在共犯论上的困惑；再次，在本书之前，学界关于共同犯罪立法模式的问题鲜有论及，本书对当今大陆法系刑法学界两大立法体系即区分制与单一正犯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对单一正犯体系的研究纠正了很多学者对其的误解；在对区分制与单一正犯体系进行全面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本书对我国共犯立法模式也进行了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与立法构想，这就使本书不仅是单
本书系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单位犯罪相关理论的学术专著。本书从单位犯罪的起源着手，从理论上阐述了单位犯罪理论在国内外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且就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进行着重探讨。本书从国外的法人犯罪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入手，结合其理论研究成果与立法的实际经验，探讨在我国刑事法律框架中的单位犯罪的构成、责任基础以及制裁方式等问题，试图能够在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方面进行一些理论探索，井且提出一些改革与完善的初步构想。
犯罪可以根据严重程度进行分层。犯罪分层在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上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不同的犯罪层次实行区别对待，重重罪，轻轻罪，有利于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犯罪分层，可以统一“大刑法”体系，有利于实现刑事法治。通过犯罪分层修正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等罪刑规范，有利于刑法体系内部协调。把死刑限制在“严重犯罪”层次，有利于控制死刑。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将犯罪分为微罪、轻罪、次重罪、重罪（包括重罪和一般重罪）四个层次。
本研究重点探讨经济不平等对农村低收入人群和贫困群体犯罪产生的影响，试图回答的问题有：经济不平等对农村犯罪具有何种影响？如何预防和控制我国农村低收入人群和贫困群体犯罪高发的趋势？农村犯罪发生的经济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制定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犯罪预防控制政策？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