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了郭志刚近几十年中对中国生育率及有关问题的30篇学术论文，系统反映了他在中国人口发展进入低生育率阶段以来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包括他追踪借鉴国际人口学理论和方法，对生育率指标、方法与人口预测模型的探讨和改进，以及对中国人口调查数据的一系列应用分析的研究结果。2004年.郭志刚率先提出中国时下的生育率很可能远低于当时的估计。郭志刚还认为，多年来人口统计陷入一个怪圈，即严重高估实际剩余水平，进而导致严重低估人口老龄化的风险。这事关人口发展战略决策和未来中国长期持续发展，是中国人口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此之后，他认真地用数据和新方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多角度检验，并努力从多方面探索研究了中国生育转变过程的复杂性。他还针对时下人口宣传中的一系列似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问题就一直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全国实施计划生育，以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计划生育不断取得成绩的过程中，广大农村女性在这一生育政策当中不仅成为重要的节育动员对象，而且是这一政策主要的身体实践者和动力。胡桂香编著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西村妇女1950-1980》把农村妇女置于现代化发展和妇女自身解放这一历史语境中，通过口述资料、田野调查与档案、文献资料的交互运用，试图展示计划生育这一历史性事件对农村妇女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被女性纳入自身的生活轨迹。同时，本书还试图揭示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同计划生育政策是如何关联的，并将考察 公 私 领域之间的交融与冲突。

“上海社区教育特色案例集”是“上海终身教育特色案例研究”丛书的本。 全书由四篇组成，共包括三十六个案例。篇为“市民学堂”，第二篇为“团队学习”，包括八个案例，第三篇为“特色项目”，包括十个案例，第四篇为“体制创新”，包括八个案例。

本书总结了当前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和普惠型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和两类政策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实际田野调查基础上，对两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并以扶贫开发政策和新农保政策为例，实证分析两项政策在基层操作层面存在的问题，归纳了基层计生工作造成的影响。对于两项政策如何协调提出了理论思考和具体衔接思路和机制，并提出新形势下计生家庭优先优待政策应转向注重家庭发展能力和社会保障的新思路。

本书为我们勾勒了两千多年来的婚姻关系发展史，从多种学科角度出发，对中国各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婚姻形态作了分析，突出各个朝代婚姻关系中特点的状态，对民族通婚、多种多样的婚俗民情，以及它们在民族文化整合中的作用等，作出了如实的撰述。更重要的是，本书顺着中国社会制度的历史演变轨迹，敏锐地揭示了造成几千年来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制度、封建婚姻制度。

本书是 人口发展与公共政策 丛书之一，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农村家庭对社会转型的家庭策略应对上，对农村家庭如何制定家庭策略以适应调整、应对计划生育政策等公共政策提出了解决方法。

本书收集了郭志刚近几十年中对中国生育率及有关问题的30篇学术论文，系统反映了他在中国人口发展进入低生育率阶段以来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包括他追踪借鉴国际人口学理论和方法，对生育率指标、方法与人口预测模型的探讨和改进，以及对中国人口调查数据的一系列应用分析的研究结果。 2004年.郭志刚率先提出中国时下的生育率很可能远低于当时的估计。郭志刚还认为，多年来人口统计陷入一个怪圈，即严重高估实际剩余水平，进而导致严重低估人口老龄化的风险。这事关人口发展战略决策和未来中国长期持续发展，是中国人口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此之后，他认真地用数据和新方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多角度检验，并努力从多方面探索研究了中国生育转变过程的复杂性。 他还针对时下人口宣传中

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音韵学和语音学不同：语音学是对语音的客观描写，有时还利用各种实验方法，来证明语音的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音韵学则是把语音作为一个系统来观察，它研究各种语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语音学既然把语音当作生理现象或物理现象来研究，因此有所谓普通语音学，讲述发音器官的作用、各种语音的构成，那是适用予全人类的，只是每一个民族的具体语言还有自己的一些语音特点罢了。至于音韵学，则不可能有“普通音韵学”，因为音韵总是属于一种具体语言的，它具有很显著的民族特点，甲语言的语音系统决不可能跟乙语言的语音系统相同。 但是，音韵学又是跟语音学有密切关系的。不能想象，一个人不懂发音的道理而能把音韵学研究好。因此，我们又可以说，语音学是音韵学的基础。 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了一

这是一本有关中国计划生育制度的理论、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著作。 作者分专题探讨了中国计划生育60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重大事件和主要阶段的历史问题，不仅界定了节制生育与计划生育等一些重要范畴的科学含义，还揭示了几十年来因为制度不透明而笼罩在这一问题上的一系列谜团。譬如，人们一直说“一胎化”是邓小平和陈云提出来的，作者则证明它是以陈慕华为首的计划生育部门在1979年实际推行；1980年党中央致党团员的《公开信》是刚刚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的一个临时性安排，是由“一胎化”走向现行的生育政策的一个过渡、拐点和转向路标；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一胎化”政策的妥协和纠正等等

《生育文化学》对此作了分析批判，指出某些现象的迷信糟粕和反科学本质，便于扬弃，也便于民众明辨真伪、转变观念。批判，是科学最基本的精神之一；批判即是研究，而且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对谬误、迷信和伪科学的批判，就是坚持了理性的原则，伸张了科学的“发现”和“创造”精神，发挥了“推动”的功能。 要具备实践的原则。所谓实践原则，并非仅指科学理论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一切科学理论都是经过实践而发现。又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得到证实和发展。这只是科学的实践性原则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对实践的指导，即以科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指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这一层的意义似乎比发现的意义更重要。《生育文化学》的编著者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在现代社会生育文化的章节中，着意论述了生命力的新型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