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改错》，清初毛奇龄撰，凡22卷，分32门。毛奇龄反对朱熹的理学，他的作品如《大学问》、《中庸说》、《论语稽求篇》、《四书剩言》、《婚礼辨正》、《周礼问》等有大量批评《四书集注》的文字，后由其弟子收集成书，罗列他认为的朱熹《四书集注》注释的错误达451条，是历史上批评《四书集注》为严重的著作之一，在思想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坡志林》，宋代苏轼著。 《东坡志林》所载为作者自元丰至元符年间二十年中之杂说史论，内容广泛，无所不谈。其文则长短不拘，或千言或数语，而以短小为多。皆信笔写来，挥洒自如，体现了作者行云流水涉笔成趣的文学风格。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么，中华文化创新的活水源头在哪里？作者经过20多年的探索，初步弄清了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次序就是“龙”——中华科学文化原始创新“微机”、应用数学创新操作体系的模型。当我们搞清楚“龙”，追溯到中华文化的原始创新体系和程序及其规则，中国的历史文献就会按“龙”顺理成章地“重新结合起来”。 《破译 背后的龙学密码》运用龙学理论解读《论语》，揭示出其中蕴含的、处世哲学以及养生之道。

《诗经》是我国的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孑L子日：“不学诗，无以言。”《诗经》以其丰富的内涵与深刻的思想性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无比生动的社会历史画卷，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绽放于世界文学之上的艺术奇葩。 《诗经》按其内容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在语言技巧、体裁形式、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为我国诗歌创作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基础，堪称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之一，《诗经》如同黄河一般，一直流淌着，延伸着，不仅抚育、浇灌了世世代代的诗人作家，也浸润了数千年来不同阶层之人的心田。《诗经》中的许多诗句因其美好、内涵丰富、意味深长而为后世的人不断引用

“四书五经”，其实是九本书的合称，按照产生的年代来说，先有的是“五经”。“五经”的内容量大、涉及面广，用今天的观念来看，差不多涵盖了中国当时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这里是作为让青少年全面了解“四书五经”的一个阶梯。“四书五经”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本书精选了可读性强、有代表性的段落，也适当选入一些相对枯燥或难懂但是又属该书重要组成部分的段落，书中每段之后都有一个导读部分，给读者提供一个就该段落进行思索、体会的角度，或提供一些相关的背景资料，以期能使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全书的概貌。

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具有开启智慧的作用。在孩子的成长发育过程中，通过听诵、读诵和诵行等方式，及时的从经典中吸取丰富的五德能量，培养高尚的道德品格，用道德的能量开启、保持心脑之间的慧性通道，成就具有道德心灵和智慧头脑的栋梁之材，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中信国学大典》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内容则力求通俗易懂，结合现实生活，挖掘古代经典的当代意义，拉近经典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篇幅适中，所收作者兼顾众家，同时涵盖各种不同的诗歌题材，脍炙人口之作略无遗漏，历经二百余年，尚能光景常新，继续发挥中国古代诗歌启蒙与传统文化传承的作用。“中信国学大典”之《唐诗三百首》，学者康震、陈珀如在译注的同时，还加入了现代化的解读，令古老的经典有了现代化的韵味，别有新意。

王国维先生书札，是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早在1929年，乡贤陈乃乾先生即影印《观堂遗墨》，首次将王国维书札作为该书下册出版。嗣后因多种原因，王国维研究走入低谷。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王学研究重新走向繁荣。1984年，由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辑的《王国维全集。书信》出版，无疑为王学研究增添了极其有价值的史料。以后又有《文献》发表的《王国维未刊书札》、《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发表的《观堂书札》、《学术集林》卷十一发表的《王国维家书》，以及由王庆祥、萧立文两先生校注的《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等，收集了王国维信札的绝大部分。由于信札为手资料，其中体现出来的文献价值，是别的文献所无法代替的。尤其王先生的信札内容丰富，“论学、论时事、论人以及生活琐屑几乎无话不谈”（见罗继祖《跋观堂书札》

《渊海子平》即 早系统介绍子平术的书。其术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以日为立，配合四柱，增加了命理变化和依据；二是开宗明义，用神至上，其中“用之为官不可伤，用之为财不可夺”等论至精至深；三是设定格局，判明六亲，使论断各有主属。这样整个推命过程就形成了一个完善自洽的理论体系。术数包含的内容十分庞杂，长期以来对其误解甚多。为使读者对术数有一个总体的正确了解与认识，本书特请有关专家写了两篇序， 篇主要阐明术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第二篇主要回答术数是什么。

《刘孝标 引书研究：经部和子部》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对刘孝标《世说新语》中的经部和子部引书进行了研究。包括引书书名的确定，经部、子部引书的文献考察等。具体内容包括：前人的刘《注》引书书目研究；引书的概念、书名和分类；刘《注》经部引书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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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定三礼图》，又称《三礼图集注》、《三礼图》，共二十卷，宋人聂崇义撰。聂氏精于礼学，曾为礼学博士，他根据当时流传的六种三《礼》旧图，参互考订，撰成《新定三礼图》。书中收图凡380余幅，每幅图都附解说，引经据典，分类阐释《周礼》《仪礼》《礼记》中涉及的冠冕、服饰、弓射、旌旗、器物、宫室等，图、文结合，辅以新注，对当代人理解古代繁复的礼仪活动很有帮助。此次整理，以宋淳熙二年刻本为底本，以《四部丛刊》本和《四库全书》本为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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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腾虎(18161862)，字弢甫，江苏阳湖人，嗜读书，博览强记，雄于辩论，通晓古今史事，工诗文。曾入曾国藩幕府，颇受曾赏识。其日记对研究太平天国及湘军、晚清 史事等有重要价值。本次收入《餐芍花馆日记》《乐天居日记》《绸缪斋日记》《秣营琐记》四种，均为首度整理。

陆游从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起，由山阴出发，至十月底抵达夔州上任，途经二十余府州军，全程五千余里，历时一百五十七天。范成大自淳熙四年（1177)年五月由成都启程，至十月到达苏州，全程七千余里，用时八十九天。 二人皆以日记体，写下沿途风貌、人文、交游、古迹，和前人作品中相关的内容。各以目的地命名，陆游称《入蜀记》；而范成大归吴，取 门泊东吴万里船 之句，称 吴船录 。

清代词坛巨匠纳兰性德有词集《饮水词》传世，赵秀亭、冯统一二先生的《饮水词校笺》乃是在前人基础上对纳兰词加以全面整理而成的一个本子。其整理工作包括移录原词、标点、校订、补辑、笺注、说明和辑评等内容。全书分编五卷。前四卷以《通志堂集》四卷词为底本，并遵照其排次；第五卷补辑《通志堂集》未收词四十八首。标点全依《词谱》《词律》，所用符号大体依传统点词格式。校笺和说明，用意各有侧重：局部辞句的解释在“笺注”，整首词意的疏解用“说明”。校订所用参校本包括《今词初集》《清平初选后集》等十五种。另有“附录”收录康熙时期文献十二种,均为记载纳兰生平、创作的靠前手资料。

鲍照（公元414-466年）字明远，南朝文学家，其创作在我国诗歌发展史具有重要地位，被誉为“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胡应麟《诗薮》）。骈文亦成就卓著。 清人钱振伦取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鲍参军集》，参酌《文选》李善注、《玉台新咏》吴兆宜注加以笺释，写定为六卷。黄节借阅后钱振伦注本后，参王伊校宋本及涵芬楼影毛扆校本增注诗歌部分，并作集说。钱仲联先生在钱振伦、黄节注的基础上吸收了《文选》六臣注影宋本、《乐府诗集》影宋本、《艺文类聚》等，并增注集说，成此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