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新颖的题材结构以及注重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从题材结构上看，本书以《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为书名，分为两个部分：部分为理论。涉及方法结构、社会预防、环境预防以及犯罪预防评估等主要内客；第二部分为实践，涉及犯罪预防从理论到政策、公共场所的犯罪预防、如何应对社会失调以及犯罪预防的前景展望等主要内容。此外，本书中诸多部分均有针对典型性案例或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条理性概括的分析评述。从上可见，本书不但结构新颖、重点突出，而且其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的突出特点一方面生动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理论水平以及对实践的掌握和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也显著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以及理论和实践界参考借鉴的可行性。其次，亚当·苏通等专著的《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内
贪婪、虚荣、迷茫、失衡，使这些职务犯罪者人生奋斗的方向发生了偏离，滑出正确轨道，滑向腐败深渊……如何找到一种途径，在他们“偏离”之初就能及时发现和修正；如何确立一种制度，使他们根本就没有“偏离”的条件与可能一这就是本书所要告诉你的。
根据犯罪进展的不同区分犯罪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在此基础上区别量刑，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当然要求。但何谓犯罪既遂、其标准是什么，并不是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已经明确了的问题。 本文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部分，犯罪既遂的标准。犯罪完成并非犯罪人的主观目的的实现，也非自然意义上的行为的完成，而是体现立法者立法意图的犯罪完成。第二部分，犯罪既遂的范围。第三部分，犯罪既遂的类型。该部分结合不同的犯罪类型，指出了犯罪完成的具体标志。第四部分，犯罪既遂与刑法相关问题。就犯罪既遂与刑法中的相关问题如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刑法学是研究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科学。它既有深邃的理论，又与司法实践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刑法学的研究，一直为法学工作者所重视。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公布后，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刑法学论文和著作。80年代中期以后，几所法学院系招收了刑法学博士研究生，给刑法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一些博士生年轻有为，思想敏锐，功底扎实，研究深入，所撰博士论文，对刑法理论的研究具有相当深度。一本一本的博士论文出版成书，使刑法学的研究生机勃勃，呈现更加繁荣的景象。
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召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会上强调，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黑恶势力犯罪危害甚大，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自2000年底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今日黑恶势力犯罪犹存，而且还有了新特点。因此继续深入研究黑恶势力犯罪具有重大意义。 本书作者在深入相关层面进行社会调查、搜集了大量手材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刑法学、犯罪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以及实证的、比较的、历史的等研究方法，对黑恶势力的概念及其特征、黑恶势力的种类、黑恶势力产生的原因、黑恶势力犯罪概念、黑恶势力犯罪特征、黑恶势力犯罪形态、黑恶势力犯罪的刑罚适用、黑恶势力犯罪的发展趋势、黑恶势力犯罪的控制等问题作了
在重视人勺人关系的小国传统社会，自然不乏对研究人与人关系的犯罪学的关注，中国法制史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与犯罪作斗争的历史。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思维方式，致使三于多年的中国文明史一直没有将犯罪研究形成犯罪学。新中国成立后，犯罪学的名称在中国大陆消失了30年之久，“左”的一套使中国的犯罪学成为无人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的春天到来，犯罪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们由于起步晚，至门前研究水平还较低。迄今为止，犯罪学在中国，也包括在西方，对其作微观的、分散的、表面的研究较为普遍，然而对其作宏观的、系统的、深层的探讨却寥若晨星，真正大全式的研究更未形成、 就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即犯罪问题的性质而言，犯罪是—种综合症，涉及国际、境外、国内，涉及历史、现实、未来，涉及社会、自然、
本研究重点探讨经济不平等对农村低收入人群和贫困群体犯罪产生的影响，试图回答的问题有：经济不平等对农村犯罪具有何种影响？如何预防和控制我国农村低收入人群和贫困群体犯罪高发的趋势？农村犯罪发生的经济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制定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犯罪预防控制政策？等等。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一样，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不均衡，也有其缺陷。突出的是，虽然我们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却迟迟得不到发育、成长。清末以降，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法律学校的设立，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确立其独立的地位。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坎坷曲折的历史始终使法学难以走上坦途，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行法律之间徘徊。到十年“文革”期间更索性彻底停滞。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中国法学真可谓命运多舛、路途艰辛。
近代中国法律改革，随着《大清新刑律》的制定，确立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围绕这一原则，更曾展开一场“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的论战。笔者的问题意识是：法律转型时期，从比附援引到罪刑法定，是断裂抑或进化，有怎样的变与不变? 传统法中的比附援引，因为具有类推的性质，不符合近代罪刑法定之要求，而多被诟病。但如果我们了解传统司法的要求和传统立法的特点，或许会对比附有“同情的理解”。传统司法要求“引断允协”与“情罪相符”，前者要求能够援引适当的法条，后者乃追求个案的公正；传统法条以“客观具体化”与“*法定刑”为特征，两者间存在紧张关系。客观具体化的立法使得法条过于僵硬，难以涵摄具体事实，“法无明文”的情况实际上是司法中的常态；*法定刑与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这种“实质正义”之间更无法
本书作者面对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探讨了我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发展历程，并在描绘这一从宽泛到严苛、从粗疏到科学的立法历程中，分析了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的诉讼程序、侦查技术与侦查方法，尤其针对食品安全涉案证据取证的独特困境，提出完善证据的转化和行刑衔接机制和食品安全犯罪司法鉴定的完善措施、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措施与渠道、食品安全犯罪的推定与司法认知、证据的审查与证明标准等，从而从程序上探讨了如何既要及时而有效地惩处食品安全犯罪，又保证准确认定涉案人员刑罚、保障涉案人员的人权等问题。为我国在当前形势下有效保障食品安全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引用了我国食品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实际案例，结合多国食品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学说理念与立法实践，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
本书借鉴了“刑事一体化”研究路径，将证券市场的刑事责任问题置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资源环境中进行考察，研究证券欺诈犯罪滋生、繁衍的土壤。采用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首先是以本土的制度资源环境作为对证券市场刑事责任问题进行研究的背景，结合证券市场的宏观背景、行为背景和专业特点，对证券市场刑事责任的必要性与适度性进行考察。其次，结合了公司法、证券法的学科知识，对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剖析，以探讨证券市场刑事责任的合理架构。
本书的理论核心，是论证从“三方诉讼构造”到“四方诉讼构造”的理论转变；文章的写作贯穿了两条主线：一是从犯罪的私人侵权性特征出发对传统犯罪观念的反思；二是对被害人的复仇与赔偿心理在刑事程序中的疏导与限制。从条线索出发，论述了被害人在公诉程序中的作用、检察官与被害人的关系、自诉程序对于被害人的意义以及赔偿对于被害人的重要性等；而从第二条线索来看，被害人复仇心理实现于公诉程序和自诉程序中，被害人获得赔偿的心理则主要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独立民事诉讼和国家补偿制度来实现。 本书提出，犯罪的概念是严重的私人侵权性，由此伴随着犯罪本质、刑罚目的和量刑根据的转变，国家在惩治犯罪人与保护被害人中应当保持适度的介入。我们应当建立一种新的犯罪概念观，打通犯罪行为、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
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于1764年4月。原著分为47章和一个“引言”；随后，作者针对来自宗教人士的攻击，又增加了一篇辩白性的文字----“致读者”（这个原著版本以下称为“47章版本”）。1765年，法国“百科《论犯罪与刑罚》派”学者达兰贝尔将此书翻译成法文，并且重新编排了章节，将正文划分为42章；这个版本（以下称为“42章版本”）曾经得到贝卡里亚本人认可和称赞。“47章版本”与“42章版本”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的差别在于体系编排和论述次序的不同，“42章版本”把原来分散在不同章节中的、关于相同议题的论述加以相对集中，对某些章的论述顺序做了调整，并且把关于某些重要议题（例如刑讯和死刑）的论述予以前移。根据我的比较，“42章版本”比“47章版本”多1句起承上启下作用的话；而“47章版本”则比“42章版本”多7句话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永恒话题。从我国连续出台的《刑法修正案》来看，犯罪化都是历次刑法修正的主题，并且，近年来犯罪化呈现出扩大化之趋势。对此种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不仅要知道刑法修正的是什么，更要知道其合理性及不足。对某种行为而言，是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该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显然是对其作出判断的基础。总体上，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刑法的人权保障理念及其谦抑原则等要求对危害社会行为进行理性地犯罪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