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永恒话题。从我国连续出台的《刑法修正案》来看，犯罪化都是历次刑法修正的主题，并且，近年来犯罪化呈现出扩大化之趋势。对此种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不仅要知道刑法修正的是什么，更要知道其合理性及不足。对某种行为而言，是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该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显然是对其作出判断的基础。总体上，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刑法的人权保障理念及其谦抑原则等要求对危害社会行为进行理性地犯罪化。
目的犯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某种特定目的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该目的要么有助于明确犯罪故意的内容，使此犯罪故意能够很容易地区别于其他犯罪故意，要么能够对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产生影响。断绝的结果犯的目的是直接故意的内容；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目的是故意之外的主观超过要素。对目的犯的研究必须采用类型思维方告。不真正的非法定目的犯不是开放的构成要件，其适用方法是限制解释；真正的非法定目的犯是开放的构成要件，其适用方法是目的性限缩。
贪婪、虚荣、迷茫、失衡，使这些职务犯罪者人生奋斗的方向发生了偏离，滑出正确轨道，滑向腐败深渊……如何找到一种途径，在他们“偏离”之初就能及时发现和修正；如何确立一种制度，使他们根本就没有“偏离”的条件与可能一这就是本书所要告诉你的。
根据犯罪进展的不同区分犯罪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在此基础上区别量刑，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当然要求。但何谓犯罪既遂、其标准是什么，并不是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已经明确了的问题。 本文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部分，犯罪既遂的标准。犯罪完成并非犯罪人的主观目的的实现，也非自然意义上的行为的完成，而是体现立法者立法意图的犯罪完成。第二部分，犯罪既遂的范围。第三部分，犯罪既遂的类型。该部分结合不同的犯罪类型，指出了犯罪完成的具体标志。第四部分，犯罪既遂与刑法相关问题。就犯罪既遂与刑法中的相关问题如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新颖的题材结构以及注重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从题材结构上看，本书以《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为书名，分为两个部分：部分为理论。涉及方法结构、社会预防、环境预防以及犯罪预防评估等主要内客；第二部分为实践，涉及犯罪预防从理论到政策、公共场所的犯罪预防、如何应对社会失调以及犯罪预防的前景展望等主要内容。此外，本书中诸多部分均有针对典型性案例或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条理性概括的分析评述。从上可见，本书不但结构新颖、重点突出，而且其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的突出特点一方面生动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理论水平以及对实践的掌握和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也显著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以及理论和实践界参考借鉴的可行性。其次，亚当·苏通等专著的《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内
本书的理论核心，是论证从“三方诉讼构造”到“四方诉讼构造”的理论转变；文章的写作贯穿了两条主线：一是从犯罪的私人侵权性特征出发对传统犯罪观念的反思；二是对被害人的复仇与赔偿心理在刑事程序中的疏导与限制。从条线索出发，论述了被害人在公诉程序中的作用、检察官与被害人的关系、自诉程序对于被害人的意义以及赔偿对于被害人的重要性等；而从第二条线索来看，被害人复仇心理实现于公诉程序和自诉程序中，被害人获得赔偿的心理则主要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独立民事诉讼和国家补偿制度来实现。 本书提出，犯罪的概念是严重的私人侵权性，由此伴随着犯罪本质、刑罚目的和量刑根据的转变，国家在惩治犯罪人与保护被害人中应当保持适度的介入。我们应当建立一种新的犯罪概念观，打通犯罪行为、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
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于1764年4月。原著分为47章和一个“引言”；随后，作者针对来自宗教人士的攻击，又增加了一篇辩白性的文字----“致读者”（这个原著版本以下称为“47章版本”）。1765年，法国“百科《论犯罪与刑罚》派”学者达兰贝尔将此书翻译成法文，并且重新编排了章节，将正文划分为42章；这个版本（以下称为“42章版本”）曾经得到贝卡里亚本人认可和称赞。“47章版本”与“42章版本”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的差别在于体系编排和论述次序的不同，“42章版本”把原来分散在不同章节中的、关于相同议题的论述加以相对集中，对某些章的论述顺序做了调整，并且把关于某些重要议题（例如刑讯和死刑）的论述予以前移。根据我的比较，“42章版本”比“47章版本”多1句起承上启下作用的话；而“47章版本”则比“42章版本”多7句话
本研究课题将以我国刑法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并结合对司法实践中一些涉烟犯罪案件的分析、判解，对涉烟犯罪的基本构成、处罚进行探讨，厘清打击涉烟犯罪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同时鉴于涉烟犯罪的特殊性，本研究课题还专辟两章对涉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涉烟犯罪案件的证据问题分别进行了专门研究，以提高办案人员的涉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意识和证据意识。研究本课题的主要目的是为打击涉烟犯罪的实务部门提供一些指导，而不是为了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用一些他人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近代中国法律改革，随着《大清新刑律》的制定，确立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围绕这一原则，更曾展开一场“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的论战。笔者的问题意识是：法律转型时期，从比附援引到罪刑法定，是断裂抑或进化，有怎样的变与不变? 传统法中的比附援引，因为具有类推的性质，不符合近代罪刑法定之要求，而多被诟病。但如果我们了解传统司法的要求和传统立法的特点，或许会对比附有“同情的理解”。传统司法要求“引断允协”与“情罪相符”，前者要求能够援引适当的法条，后者乃追求个案的公正；传统法条以“客观具体化”与“*法定刑”为特征，两者间存在紧张关系。客观具体化的立法使得法条过于僵硬，难以涵摄具体事实，“法无明文”的情况实际上是司法中的常态；*法定刑与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这种“实质正义”之间更无法
外观上无害、本身不具有犯罪性质的行为，客观上对他人犯罪的实施起到了促进作用时，若行为人主观上至少存在间接故意，按照传统帮助犯的构成要件，作为帮助犯处罚似乎无可厚非。这里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于中立行为的帮助，如何划分不可罚的中立行为与可罚的帮助的界限。本书认为中立行为的特殊性不在于行为的主观要素，而在于行为本身，行为的中立性决定了行为的危险性在规范性评价上通常没有制造不被法所允许的危险，没有达到值得作为帮助犯处罚的程度，故通常应否定帮助行为的存在，否定满足了帮助犯的客观不法构成要件，否定帮助犯的成立。
由于犯罪学家对“迷乱”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与解释各不相同，自20世纪中叶至本世纪初，他们运用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研究，以期发现预测个人与社会迷乱程度的关联因素。本书在总结既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跨国数据库与分层线性统计模型，对“迷乱”这一概念进行实证研究，以期验证默顿等犯罪学家就若干人口变量及经济变量在个人与国家（或地区）层面上是否可以解释现今社会迷乱特别是美国社会的迷乱现象。 具体而言，本书所使用之原始数据源自1995年《欧洲与世界价值观调查》（Europe and World Value Survey）及联合国有关调查。在对社会迷乱理论进行系统理论回顾、梳理及对既往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后，借助分层线性模型，系统研究30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人口变量及经济变量在个人与国家层面上对社会迷乱之影响。 本项实证
在重视人勺人关系的小国传统社会，自然不乏对研究人与人关系的犯罪学的关注，中国法制史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与犯罪作斗争的历史。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思维方式，致使三于多年的中国文明史一直没有将犯罪研究形成犯罪学。新中国成立后，犯罪学的名称在中国大陆消失了30年之久，“左”的一套使中国的犯罪学成为无人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的春天到来，犯罪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们由于起步晚，至门前研究水平还较低。迄今为止，犯罪学在中国，也包括在西方，对其作微观的、分散的、表面的研究较为普遍，然而对其作宏观的、系统的、深层的探讨却寥若晨星，真正大全式的研究更未形成、 就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即犯罪问题的性质而言，犯罪是—种综合症，涉及国际、境外、国内，涉及历史、现实、未来，涉及社会、自然、
何家弘，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S），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证据学、侦查学方向）、证据学研究所所长；曾应邀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担任客座教授，在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我国台湾地区东吴大学法学院讲授“刑事证据法”，并在人民检察院（挂职）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1999年入选北京市“中青年法学家”，2003年被国家授予“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4年获得“宝钢教师奖”，2005年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小说五部，其中四部被译成法文、一部被译成意大利文出版，部英文版小说也即将问世，并有一部小说于2007年被英国《卫报》推荐为“亚洲十大犯罪（推理）小说”；热衷于法学普及工作，主编《法学家茶座》，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社会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依法治国的程度取决于依法行政的水平，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公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执法水平，则是重中之重。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而公务人员了解和掌握反腐败的前沿——惩治职务犯罪的相关知识，自然是提高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的应有之义。能有如此明确和深刻的认识，对于弥补公务人员法律教育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缺憾，意义非同一般。法律作为具有效力的行为规范，基本的作用在于让人知道行为的“应当”和“禁止”。在了解法律所要求的“应当”含义之前，更应知道法律要求的“禁止”内容。惩治职务犯罪的法律属于后者，
共犯界限包括分工分类法下的界限和作用分类法下的界限，它是共犯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刘斯凡编著的《共犯界限论》结合我国立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共犯的界限问题进行了研究。《共犯界限论》从共犯体系入手，评析了单一正犯体系和二元参与体系的优劣；并结合我国的共犯体系，重新界定了共犯处罚根据的基本内涵；随之对大陆法系的对以犯罪支配理论为代表的诸多学说的利弊展开探讨，提出了区分正犯和共犯基本标准；之后对作用分类法下共犯界限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剖析，对“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进行了全新诠释；最后以现有立法模式为前提，以对因果流程的支配为基础，对我国的共犯界限理论进行了重构。
本书以案件社会学理论为参照，在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双重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理论。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由于现行刑事立法赋予法官李有的定罪量刑自由裁量权，刑事法治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法官自由裁量权受诸多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影响。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影响定罪量刑的过程及其表现出来的样式就是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由于同性质的具体案件社会结构不同或同一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的社会结构不同，法官受其影响程度也不同，定罪量刑不公正现象由此而生。实现定罪量刑公正的关键在于避免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发生作用。
这是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国良通过实证调查所撰写的比较有分量的成果报告。作者通过海南省18个市县的实地调查，以详实的文字资料分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文区位特点，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为与国家追诉并存的犯罪的私人追诉，其实体上的规定见诸刑法中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程序上则见诸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自诉案件的规定。长期以来，犯罪私人追诉诸问题研究的匮乏与我国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各自为战的研究范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打破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学科藩篱，是深化犯罪私人追诉研究的必经之路。本书基于程序与实体一体化的范式，将对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实体产生重要影响的程序问题一并纳入法理逻辑视野的考量，对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的法理个性、立法完善等诸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传统的以公诉罪为主线、以犯罪人为中心、关注惩罚的刑法理论进行了反思、批判和前瞻。
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召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会上强调，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黑恶势力犯罪危害甚大，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自2000年底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今日黑恶势力犯罪犹存，而且还有了新特点。因此继续深入研究黑恶势力犯罪具有重大意义。 本书作者在深入相关层面进行社会调查、搜集了大量手材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刑法学、犯罪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以及实证的、比较的、历史的等研究方法，对黑恶势力的概念及其特征、黑恶势力的种类、黑恶势力产生的原因、黑恶势力犯罪概念、黑恶势力犯罪特征、黑恶势力犯罪形态、黑恶势力犯罪的刑罚适用、黑恶势力犯罪的发展趋势、黑恶势力犯罪的控制等问题作了
如何有效预防和打击犯罪，是这本书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加拿大著名犯罪学家欧文．沃勒教授在这本书中，质疑了以美国纽约为代表的那种不断增加警力投入、集中打击犯罪分子的策略，他认为这种策略只会导致更多的人被送进监狱，而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预防和打击犯罪。沃勒教授用大量的权威资料分析表明有效的预防犯罪的战略应当从根除犯罪诱因入手。为此，沃勒教授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本书对于中国读者反思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评价中国特色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用科学发展观设计和实施防治犯罪的战略、策略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