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正义》是唐孔颖达等撰文献汇编。 唐初《五经正义》的第二部，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等奉诏撰，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复审，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等人刊定。 此书凑合《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并采用伪孔安国《尚书传》，将伏生本《今文尚书》20篇分为33篇，加上所谓的出自孔宅夹壁的《古文尚书》25篇，定为58篇，作为科举考试的 经书。

《尚书学史》是著名上古史研究学者刘起釪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共分为九章，对《尚书》的产生与定名，篇目流传情况，以及从先秦到近代，各派学者对《尚书》所进行的研究，进行了清晰的整理考述，系统地叙述了《尚书》学发展流变的过程。书中引录了大量文献材料，从经学到史学，从古代到近代，为读者提供了全面参考。

本书集清人今文尚书之大成，是清末今文经学名家皮锡瑞的代表作。全书三十卷，以二十九卷考证今文尚书29卷，后一卷考证今文书序。该书广征博引，考订严谨，持论平允，对《尚书》和上古史研究及古籍整理工作，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该书只有师优堂丛书本传世，点校者即以此为底本，参据他书订正讹误，并予标点、分段和编制目录。

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长期以来致力于书法艺术与文化的研究整理与传播工作。继推出馆藏法书碑帖及技法系列的图书之后，又将逐步推出图文并茂的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的中国书法经纬论丛。其内容将涉及书论、书史、书家、法书、碑帖、文字学、文献学等诸多方面。 《书谱》是中国书法史与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的极其重要之篇章，其对书学实践具有双重的意义。此篇是用草书写就的理论著作。草书以王羲之为旨归，理论的宗旨亦是如此。故而此篇是学习与研究书法者，不可逾越的作品。然而不仅因书义之深晦，更因《书谱》文词美丽，草法多变，皆给学者带来不便。故而马国权先生，为能充分弘扬其学术与艺术价值，精心研求，成此译注。其书既有对《书谱》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版本流传诸方面的研究，更有对《书谱》原迹释文的校正、原文的

朱熹编*的《四书章句集注(精)》是集《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与 五经 于一体 的巨作，是一部儒家理学的名*，是封建社会*重要 的经典*作，为宋代朱熹*有代表性的*作之一。朱 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 》、《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 经 的部分是 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 传 的部分是 曾子之 意而门人记之 ；《中庸》是 孔门传授心法 而由 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 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 章句 ， 《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 集注 。后人合称其为 四书章句集注 ，简称 四书集注。

此书为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该书文字洗练，对《四书》训诂文字，疏通文理，注重义理阐发，从整体上探求与把握儒学精义，堪称解读《四书》的经典之作。此次整理以清嘉庆十六年吴县吴氏父子校刻本为底本，用清康熙内府仿刻的宋淳祐二年大字本校勘。 此次推出的精装典藏本，开本大小由140毫米*203毫米，调整为150毫米*220毫米，各级字号随之有所加大，每面四周留白也增加不少，从而在方便读者研读的同时，也便于做随文笔记。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

该书对《尚书》原文及历代名家之注一一加以诠释，包括语词的训诂、名物制度的考订、地理的考证及经义的串解。书中引证宏富，堪称《尚书》学的一部总结性著作。这次点校，以清嘉庆冶城山馆本(又称平津馆丛书本)为底本，并查校了皇清解经本；对孙氏的引书，尽可能核对原著，订正讹误；断句仍以孙氏理解为准。点校者另编有目录置于卷首。

此书，竖行、从左向右读，繁体字、字体较粗，注释小字夹于正文中。此书可与《史记》中相关历史人物、《诗经》中的雅的部分合读，更有意思。比较适于有一定文言文功底的人士阅读、赏析，也可当工具书使用。粱启超国学书目推荐此书。

明代梅鷟《尚书考异》一书的问世，被视为尚书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四库全书总目》谓："宋吴棫、朱子、元吴澄皆尝辨其伪，然但据其难易以决真伪，未及一一尽核其实。鷟是书则以安国《序》并増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逐条考证，详其所出。"《尚书考异》一书对《古文尚书》进行了广泛而仔细的辨伪搜证工作，发现《尚书》古文经二十五篇中的文句与先秦两汉文献蹈袭雷同之处甚多。《古文尚书》辨伪工作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三经是儒孥的基本典籍，是中华傅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逮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封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难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级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 如果说二十四史是以记寅为本，从贯古今，鉴往说来，宣张门资治，更多发挥的是实用的镜鉴的作用，那末十三经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灵魂。自汉武帝接纳董促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立于学官之后，直到清代，经学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制定国策的理论信报，是士农工商各色人等齐家立身的行为规范。不仅如此，十三经还被法典化，于是有了『春科断狱』，『礼』成了『礼法』，而且是法上之法。它更被神化、宗教化，于是儒学成为国家、国教。它不但堂而皇之地被推广

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后的一个阶段。睛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夕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夕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二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礼书通故既非疏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艘礼记训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

吴汝纶作为一代古文大师，于《尚书》用力尤深，《尚书故》是他*代表性的著作。该书的写作始于光绪七年(1881年)以前，完成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吴汝纶时任冀州知州。《尚书故》在体例上专用今文，不用“伪古文”，将《书序》总作一卷置于本经之后，深受清代考据学影响。吴汝纶治《书》主张义理、文章、训诂并重，他的训诂以《史记》为主，兼及其它，并注意向其他学者虚心求教，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