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洛阳伽蓝记》是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文献,本书运用文献学考证的方法来研究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本书在四个方面对《洛阳伽蓝记》进行了考证,主体部分为四章:一、考察《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的姓氏、籍贯和生平仕履。二、结合有关史料,考证《洛阳伽蓝记》的成书背景。着重探析了《洛阳伽蓝记》创作的历史背景、学术背景和成书背景。三、《洛阳伽蓝记》人物考述,将《洛阳伽蓝记》所载的人物逐一与正史比勘,按照百官、皇族、庶民、僧侣、其他人物这五个分类标准,共计204人,着重考察了《洛阳伽蓝记》所涉及的人物生卒年月、籍贯和生平经历;考察其与正史、出土文献之间的异同,判断《洛阳伽蓝记》补正史之不足的文献价值。四、《洛阳伽蓝记》佛寺考述。按城内佛寺、城东佛寺、城南佛寺、城西佛寺和城北佛寺这五类,共计44座,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尔雅》是我国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据义类编纂的词典,亦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古文字学方向兼有重要意义。全书本20篇,现存19篇,收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按类别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等。后世还出了许多仿《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尔雅》之作,号为“群雅”,由研究《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尔雅》亦产生了雅学。管锡华译注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尔雅》精选底本,详加注释,进行翻译、题解,以使读者更方便阅读、使用。
《洛阳伽蓝记》是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文献,本书运用文献学考证的方法来研究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本书在四个方面对《洛阳伽蓝记》进行了考证,主体部分为四章:一、考察《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的姓氏、籍贯和生平仕履。二、结合有关史料,考证《洛阳伽蓝记》的成书背景。着重探析了《洛阳伽蓝记》创作的历史背景、学术背景和成书背景。三、《洛阳伽蓝记》人物考述,将《洛阳伽蓝记》所载的人物逐一与正史比勘,按照百官、皇族、庶民、僧侣、其他人物这五个分类标准,共计204人,着重考察了《洛阳伽蓝记》所涉及的人物生卒年月、籍贯和生平经历;考察其与正史、出土文献之间的异同,判断《洛阳伽蓝记》补正史之不足的文献价值。四、《洛阳伽蓝记》佛寺考述。按城内佛寺、城东佛寺、城南佛寺、城西佛寺和城北佛寺这五类,共计44座,
《金文字典》以汉语拼音索引为序。以宋体楷书为字头,次有注音(多音字者以专义或常用音为主)。已释读出金文的结体或书写方法的金文,凡在《辞海》《汉语大字典》等中查找不到的皆不录入。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上古汉语位移事件词化模式及其历史演变》采用Talmy(2000)的词化理论,描写和分析了上古汉语位移事件的词化模式及其演变机制,认为汉语位移事件词化模式的确有 一个从动词构架变为附加语构架的过程。该过程与连动结构及其单核化过程密切相关:随着位移动词语义泛化,由位移动词构成的连动结构开始不断增加;该结构的单核化则导致了方 式动词的副词化,前位路径动词的介词化,以及后位路径动词的补语化乃至助词化。而后置方位词和空间介词的大量使用,主要是为了分担原先主要由路径动词表达的配置和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