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约距今5300~4300年)是中国 重要的史前文化之一,率先完成早期 构建,成为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重要实证。本书综述 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背景下,讲述了良渚文化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强调了其榜样作用。书中提出,前良渚时代各地区的灿烂发展和相互撞击,激发出新的政治理想,良渚文化取得的成就,是熔合此前发展成果的结晶;良渚文化虽然在距今4300年前后衰落,但并未以反面教材的形象黯然退场,而是对此后孕育夏王朝的各地区社会发展和激荡整合产生了深刻影响。 书中有对良渚文化精彩发现的全面介绍,对良渚图像资料的新鲜解读,也有对良渚早期 构建方式的深入思考。本书可以加深一般读者对良渚文化的切实了解,也有助于考古、历史及相关学科研究者开展进一步学术探讨。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组成,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有园林风景百余处,是清代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在150余年间,役使无数能工巧匠、费银亿万所建造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被世人誉为“万园之园”“东方凡尔赛宫”。 1860年10月,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之后,从晚清到民国,圆明园历经多次盗抢、拆毁,属于圆明园建筑的各种物件、园中藏品流散于海内外。这些珍贵文物现落何处,为何人收藏,向为世人所关注。圆明园青年研究专家刘阳,集15年收藏、研究结晶,将失落在海内外的700余件文物的相关图片,悉数加以收集整理,辅以文字说明,首次形象再现了圆明园的原貌,引领读者体验一代皇家御园曾经令世界惊叹的辉煌胜景。
夏仁琴、卢海鸣编写的《南唐二陵发掘报告》详尽记录了五代南唐先主李昇与其妻宋氏合葬的钦陵和中主李璟与其妻钟氏合葬的顺陵的发掘成果,对研究五代前后的帝王陵寝制度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河姆渡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尤其在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古环境演变等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本文集收集了相关遗址的发掘简报,专家撰写的有关河姆渡文化的文章,也收集了历年有关河姆渡文化的学术研讨会的纪要和部分遗址的讨论会纪要。
东山村遗址是环太湖流域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延续不断。2008~2009的发掘,发现有高等级的墓和平民的墓,其中崧泽大墓,出土了丰富的玉石器,规格等级之高,是环太湖流域的抢先发售发现。东山村遗址很可能是崧泽时期的一个中心遗址,十分重要
本书探讨了拓跋起源、拓跋南迁匈奴故地、拓跋代国至北魏各时期墓葬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进程等问题。在拓跋起源问题上,本书厘清了拓跋族源的主要来源。在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的问题上,尝试从相关墓葬中区分出檀石槐鲜卑遗存及其文化因素,从而筛选出与拓跋南迁关系 直接和紧密的遗迹,以勾画出确定性 强的南迁路线图。在代国至北魏墓葬文化方面,本书揭示了力微联盟对檀石槐鲜卑文化的继承、北魏早期对边疆文化的整合、北魏中晚期文化向“晋制”的复归、北魏文化余脉开启“唐制”新模式等文化现象和历史过程。本书还把北魏墓葬文化置于南北朝发展的横向比较中,探讨北魏与南朝争夺文化正统的过程,并试图总结拓跋至北魏墓葬文化演变道路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本书立足于当今的考古发现,借助新出土文献,根据多方资料,围绕由银雀山简引起的兵家源流问题,由马王堆帛书引起的“黄老”道家问题,由睡虎地简引起的法律史问题,由郭店简引起的“思孟学派”问题等影响重大的史学问题,对于古书学派、年代、学术史、简帛本身的某些问题,以及一些研究方法和观念,进行了 的考证、反思和分析,作了大量诸多有益的探索,使简帛学与学术史研究互相结合起来,为史学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和路径。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十六千米处武州山南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千米,主要洞窟45座,另有附属洞窟209个,现存大小造像59000余尊。石窟规模宏大,佛像雕饰奇伟,技艺精湛娴熟,内容丰富多彩,形象生动感人,吸收并融汇了古代各民族文化,代表了五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 水平。 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共历60余年。 按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460—471)五个洞窟( 6—20窟)因系高僧昙曜主持营建,习称“昙曜五窟”,推测是为北魏太祖以下五帝造像,具有帝佛合一的神性之美。中期(471—494)是云冈石窟营造工程 辉煌的阶段,多为模拟汉式传统建筑样式并成组结对的双窟,主要有 、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四组双窟,反映了当时既
西安市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等五处,是已确定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中西安段的五处遗产申报点。针对这五处遗产,西安市采取了重点投入、重点管理、重点实施的方式,在保护过程中攻难题、解决问题。本书是历时十几年的西安市文物保护单位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艰辛而幸福成功的工作的汇总,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研究价值。
新疆龟兹研究院保存有丰富的吐火罗语材料,是目前国内最为集中的收藏单位。这些材料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出土的木简和文书残片,这部分文字除了用来书写吐火罗语与梵语的婆罗谜文字之外,还有少数书写梵语与印度俗语的佉卢文字残简;另一部分就是洞窟现存的题记,主要是壁画榜题以及由石窟居住者、参观访问者在墙壁上留下的墨书或刻写漫题。壁画榜题主要是吐火罗B语(即龟兹语)与梵语之婆罗谜文题记,漫题则泛见各种语言文字。 本书由新疆龟兹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对古代龟兹王国范围内现存所有吐火罗语资料,尤其对之前较少被关注的石窟题记予以系统梳理,进行详细释读及研究,是一部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新疆现存吐火罗语文献研究的学术专著,包含文物图版、出土讯息、字样摹写、内容转写、翻
本研究通过古人口学、人体测量学、古病理学等多种学科方法与手段,对采集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大堡山墓地不同墓向的44例人骨标本进行系统研究: ,该墓地出土人骨标本的死亡年龄、骨骼形态、病理现象等方面不存在显著的墓向差异。两性比例相对均衡,平均预期寿命为34.35岁。似乎存在一定两性分工,多患有龋病、根尖周病等口腔疾病,女性居民在发育过程中的营养摄入不及男性,但整体营养状况良好。 第二,该墓地古代居民好发龋病的同时,后部牙齿磨耗较为严重,根据其四肢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好发部位及四肢长骨的发育情况来看,该墓地古代先民应拥有较为成熟的农业经济,可为其提供大量植物性食物,同时该人群还摄取一定量的动物性食物,结合稳定同位素研究结果,推测其主要生活方式是在进行一定程度粟作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充分
郑岩著的《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墓进行了综合研究。书中所讨论的壁画取其广义,不仅包括彩绘壁画,还包括如模印画像砖壁画等使用其他材料和技术制作的壁面装饰,此外还附带讨论了装饰有画像的葬具。上编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魏晋南北朝壁画墓进行了分区与分期,将其分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南方地区、中原地区四个大区,根据资料的情况,有的大区再分为若干小区,在此基础上对有些地区的壁画墓进行分期,建立起这一时期壁画墓的基本时空框架。下编选取典型材料,对相关问题进一步加以分析。包括以河西地区魏晋壁画墓为例,讨论不同区域间文化的互动关系;通过分析邺城地区东魏北齐壁画墓的特征,提出“邺城规制”的概念,以考察汉唐之间壁画墓的过渡性特征;从南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入手,探讨
2001 年 4 月中旬至 5 月初,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荆门市和 钟祥市 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参加,共同对钟祥市 长滩镇 大洪村 梁庄王墓进行了发掘。发掘表明,该墓是一座王与妃的合葬墓,有其独特的葬俗,墓内 随葬品 十分丰富。 墓内出土金、银、玉、瓷、陶、漆木、骨角器等各类随葬品达 5 340 件。据检测,梁庄王墓的用金量达 16 000 余克、用银量 13 803 克、用玉量 14 629 克,宝石多达 18 种 700 余颗,可谓堆金彻银、金玉满堂。尤其是属梁庄王的金玉腰带和属王妃的挂玉组佩数量多、质量佳,居已发掘的明代亲王墓之首。 梁庄王墓是全国已发掘明代亲王墓中出土文物*多、*精美的一次空前大发现。 墓内堆金砌玉、藏宝无数,这些 璀璨夺目、 精美绝伦的宝物,不仅是明代强盛的再现,也是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下西洋伟大壮举的历史见
本书 尝试将宋代至清代帝陵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并将其置于秦汉以后帝陵整体之中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说是以前人一些单项或零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而对宋代至清代帝陵形制布局进行较全面的、较系统的综合研究。 帝陵形制布局是帝陵考古学 基础、 主要的研究方向。本书探寻宋代至清代帝陵形制布局间的承袭演变关系,探寻宋代至清代汉族帝陵与其他民族帝陵形制布局间的影响和被影响关系及其相互融合的情况,探寻秦汉至唐代帝陵形制布局中影响并潜隐于宋代及其以后帝陵形制布局之中的因素,据此可为研究自秦汉以来各朝代帝陵形制布局间内在的承袭、发展、演变规律以及序列和轨迹,研究汉族和其他民族帝陵形制布局相互影响及彼此融合,形成中华一体帝陵文化体系的过程及其构成要素和模式,构建中国帝陵考古学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由此
夏仁琴、卢海鸣编写的《南唐二陵发掘报告》详尽记录了五代南唐先主李昇与其妻宋氏合葬的钦陵和中主李璟与其妻钟氏合葬的顺陵的发掘成果,对研究五代前后的帝王陵寝制度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2003~200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瑞士苏黎世大学东亚美术史系等单位联合对临朐白龙寺遗址进行了发掘, 发掘面积1160平方米,清理佛寺建筑基址1处、陶窑2座,并发现大量造像残件、陶片、瓷片及建筑构件等。佛寺建造年代为北魏末年或东魏时期,沿用至北宋中晚期,而兴盛的佛事活动主要发生在北朝时期。遗址出土的造像为佛教造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北京大葆台一、二号墓,是目前北京地区考古发掘规模优选、十分豪华的两座汉墓。墓室的中心是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使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者“天子之制也”。据《汉书。霍光传》中注释黄肠题凑说“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曰题凑。”据考证这是西汉广阳王刘建和王后的陵墓,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号墓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现的黄肠题凑墓,也是迄今已发现规模优选的黄肠题凑墓。为研究古代的帝王葬制,提供了十分重要而珍贵的实物资料。大葆台一、二号墓,虽早年被盗,但仍出土了陶、铜、铁、玉、玛瑙、漆器、丝织品等400余件文物。其中许多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是研究西汉中晚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