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是区别于普通陶器的两类特殊器物，在商周时期南北方均有出土，而以南方地区居于主体。南方地区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类型丰富、数量庞大，又多见窑炉证据，可视为南方地区的特征性产品。相对而言，商周时期北方地区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则数量极为有限，也缺乏烧制基础。因此北方地区出土的这两类器物具备远距离传播的可能性，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原始瓷器的发现和研究史几乎与中国现代考古学共同发端、发展，自1929年在殷墟小屯的发掘中便出土有原始瓷器。此后随着原始瓷器在各地的广泛发现，这类特殊遗物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迄今为止，相关的研究成果已极为丰富。然而作者对以往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仍可发现在若干方面尚有较大缺憾，故从 资源与社会 、 中心与周边 、 贸易与互换 三个概念对北方地区印
本书在全面收集和梳理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史前至夏代漆器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科技检测分析结果，对中华文明早期漆器进行考古学综合研究。本书首先按照出土遗迹单位梳理出土漆器，继而对这些出土漆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和组合分期，以及生产工艺（包括制胎、髹漆与装饰等）、流播与器用等方面的基础研究，以探究特定时期内漆器在物质文化和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水平、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互鉴、在生产方面的核心区域归纳与地域特点，以及在使用方面的等级制度、性别差异及相关礼仪制度， 终落脚于探讨早期漆器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陶器是原始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它是将黏土按照人们的需要，制成的形状，再经火烧而成的。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也是跨人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精心制作的陶器，不仅是人类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具，还因其极具美感的多样造型、精美的纹饰而成为艺术品，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是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当人类文明的曙光照耀在黃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沃野上时，先民们最早掌握的工艺技术，就是烧制一种用泥土捏成的陶器。此后，随着谷物贮藏和日常饮水的需要，陶器随之发展起来，大大便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这是来自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编的《名家点金文物知识系列(陶瓷卷)》的节选部分。
本书在全面收集和梳理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史前至夏代漆器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科技检测分析结果，对中华文明早期漆器进行考古学综合研究。本书首先按照出土遗迹单位梳理出土漆器，继而对这些出土漆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和组合分期，以及生产工艺（包括制胎、髹漆与装饰等）、流播与器用等方面的基础研究，以探究特定时期内漆器在物质文化和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水平、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互鉴、在生产方面的核心区域归纳与地域特点，以及在使用方面的等级制度、性别差异及相关礼仪制度， 终落脚于探讨早期漆器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淘瓷考辨览要——742件实样非语言符号图解》是瓷器收藏家、鉴定家吴元浩与许国良的又一部力作。两年前吴元浩的《地摊淘瓷777天——手记与实样图解》在上海书展推出引起轰动。本书正是在作者广受市场好评的呼声中推出。作者在本书中针对各个时期的藏品，写下了一百段“淘瓷考辨览要”和大量的“实样览析”，就是从各个方面帮助读者对藏品上难于一眼看出的“非语言性”符号进行了剖析，范围包括器型、器表装饰、色差、色泽、缺陷等等方面；并进而指导读者掌握陶瓷非语言符号的内涵，从而带给读者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帮助断代；二是帮助识货；三是有助于提高欣赏能力。本书必将引起市场新一轮关注。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出现了靠前的“官民并举”、共同发展的情形，并取得了惊世的成就。宋代瓷业的繁荣昌盛，一方面是陶瓷艺术的制作景象极为壮观。广袤的中国大地，制瓷手工业成为当时最普遍的致富事业之一。另一方面，由“朝廷亲设、内府制样、大匠造器、士兵供役”的“国有”窑口在京师开封应时而立。宋代陶瓷业的高度发达，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历史上鲜有如此隆盛的规模，窑口作坊遍布全国，其宏大的生产制作能力，自然会有着丰硕的瓷器成果和收获，使之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性的陶瓷王国。有宋一代，灿烂多彩的中华文化风云际会，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一些独具慧眼的学者在论述宋文化的精髓时，也由衷地认为，宋代两“瓷”，即宋词和宋瓷，乃是宋文化的核心，文化成就无与伦比，绝响天下。本书对北宋官瓷的源流、
瓷器由于在历史上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日常生活用品，存世量极大。这些瓷器承载着众多的历史信息，具有重要的历史、科研、观赏和收藏价值，被历代人们所喜爱和收藏。但伪的器物也非常多，在收藏过程中，真伪和价值判断成为问题的焦点。本书以直述青花瓷的鉴定与防伪要点为主，从造型、纹饰、釉质、窑口、胎质等5个方面作为切入点，对文物进行鉴定，并配有大量一手的瓷器图片。
本书 次全面梳理了龙泉青瓷传播到英国的路径、英国各大博物馆的收藏和展示现状、英国的龙泉青瓷研究和龙泉青瓷在英国的文化影响，具有极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本书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探究龙泉青瓷这一传统物质文化在异文化语境中的适应和挪用，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案例，对重构中国艺术在英国的接受以及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适应和影响问题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黎海超著的《金道瓷行(商周时期北方地区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研究)》可对北方地区商周时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类型、组合、功能、等级等得出基本认识。以此为基础再对南北方材料做全面对比，由此我们不仅能明确这两类器物是否来源于南方，还可讨论具体来源于南方哪个地区，流通的是单纯的器物还是器用制度也同时传播，流通的方式和动因又有哪些，南方的不同地区与北方的关系是否一致等等问题。依此思路，本书分为商和西周两个大的阶段，首先将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分开进行类型学研究，再结合器物出土背景来讨论其文化属性，进一步全面对比南北方的材料以解决产地问题，并尝试阐释其文化背景。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出现了 的“官民并举”、共同发展的情形，并取得了惊世的成就。 宋代瓷业的繁荣昌盛，一方面是陶瓷艺术的制作景象极为壮观。广袤的中国大地，制瓷手工业成为当时 普遍的致富事业之一。另一方面，由“朝廷亲设、内府制样、大匠造器、士兵供役”的“国有”窑口在京师开封应时而立。宋代陶瓷业的高度发达，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历 鲜有如此隆盛的规模，窑口作坊遍布全国，其宏大的生产制作能力，自然会有着丰硕的瓷器成果和收获，使之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性的陶瓷王国。有宋一代，灿烂多彩的中华文化风云际会，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些 慧眼的学者在论述宋文化的精髓时，也由衷地认为，宋代两“瓷”，即宋词和宋瓷，乃是宋文化的核心，文化成就无与伦比， 响天下。本书对北宋官瓷的源流、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