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一八四四—一九二七），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号老缶、苦铁等，浙江安吉人。吴昌硕是近代艺术目前的一代宗师，书画印三绝，而《石鼓文》是其所有艺术的根基。《石鼓文》又称《猎碣》，介乎大篆、小篆之间，是“千古篆法之祖”。吴昌硕在《石鼓文》上倾尽毕生心力，他说：“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沙孟海这样概括吴昌硕对于石鼓文的临习和创新：“先生四五十岁所临石鼓循守绳墨，点画毕肖”，“大约中年以后结法渐离原刻，六十以后确立自我面目，七八十岁更恣肆烂漫，独步一时”。六十岁以后，吴昌硕熔冶钟鼎、陶器、刻石等文字体势，遗形取神，风骨勃郁，终于自成宗派，独树一帜。《临石鼓文四条屏》是吴昌硕七十五岁时所书，用笔圆劲饱满，线条厚重而不滞浊，沉雄古朴，大气磅礴，是

褒斜道是连接汉中和关中的要道，凿石架桥，横穿秦岭，又名“褒斜栈道”。在褒斜道的南端，即“褒谷”，开凿有石门隧道，又称石门洞。自东汉以来，石门通而复塞，塞而复通，屡经修复。《石门颂》即刻于石门崖壁上。《石门颂》，全称《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汉中太守王升撰文，颂扬原司隶校尉杨孟文复修栈道之事。隶书，二十二行，行三十、三十一字不等。刻于东汉建和二年（一四八），刻写面高二百六十一厘米，宽二百零五厘米。一九六七年，因在石门所在地修建水库，将此摩崖石刻从崖壁中凿出，随后迁至汉中市博物馆。《石门颂》为汉隶精品，放纵舒展，参差错落，纵横开阖，灵动飘逸，历来为世人推崇。清杨守敬称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其出”。康有为赞其“劲挺有姿”，“具深趣”。是临

席夔，字子研，四川彭县（今彭州）人，清代书画家。工画花卉竹石，生动而有法度，书法亦有所成，尤擅隶书，书史载其“博雅嗜古，究心书学，领悟精敏，临摹不倦”。 《千字文》由南北朝时期梁朝散骑侍郎周兴嗣编纂，全文为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组成的四言韵文，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头，“谓语助者，焉哉乎也”结尾。全篇共250句，涉及天文、自然、修身养性、人伦道德、地理、历史、农耕、祭祀、园艺、饮食起居等各个方面的知识。精思巧构，文采斐然，音韵谐美，宜于蒙童记诵，成为中国流传了一千多年的蒙学经典。 汉代是隶书的 高峰期，汉隶数量庞大且精彩纷呈。到了清朝，出现隶书的第二高峰，繁荣一时。此篇席夔《千字文》即是清代隶书风气盛行下的作品，结体精致紧凑，神采飞扬，遒劲高古，姿态万千，变化无穷，肥瘦适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清代杰出的书法家、篆刻家。曾经客居南京梅镠家，尽摹梅氏所藏金石善本，勤奋习书，无论寒暑，历八年而书法大成。时人誉之“四体书皆国朝第一”，尤以篆隶名世。其篆书初以秦李斯、唐李阳冰为宗，后学《禅国山碑》《祀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识、汉碑碑额等，以隶法作篆，独开天地，对后世影响极大。 南朝梁武帝素好王羲之书法，他曾命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从其所藏的王羲之书法中选取一千个不重复的字，编纂成《千字文》。全文为四字句，对仗押韵，文采斐然。《千字文》一出，不仅成为蒙学识字的教材，更是后世书法家竞相创作的文本。

本书从原上海中华书局所刊《饮冰室合集》中，选取了《碑帖跋》《书法指导》《稷山论书诗序》等有关书法文献；又就《梁启超题跋墨蹟书法集》等材料中补录了前者所遗漏题跋等文字，汇为一编，以便於书法研习之采撷及梁氏书学思想研究之参考。

本书精选善本，彩色精印，并附简体释文。书前对碑帖作品进行了要点解析，均由各擅胜场的当代书家编写；技法部分录制了教学视频，扫码即可观看书家的书写示范和讲解；各书家还以该碑帖风格单独创作了作品，并结合碑帖章法特点加以分析、解说。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完白山人。因避清嘉庆帝名讳，故以字行。邓石如为清代碑学巨擘，以隶法作篆，为清代篆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本书收录《白氏草堂记》《千字文》《...》三种邓石如篆书作品。

《石门铭》，又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北魏宣武帝元恪永平二年（五〇九）立，记述了梁、秦二州刺史羊祉和左校令贾三德修复、重开褒斜道以及拓宽石门之功。刻石原在陕西褒城县（今汉中市褒河区）东北褒斜道石门洞

本书为“彩色放大本中国 碑帖”系列丛书之一。该系列底本好，印制精，大8开，为 彩色放大本，并延请专家释文，方便读者研究学习，尤其适合书法爱好者对帖临摹。李邕（678－747年），扬州江都人，唐玄宗时封为北海太守，故世称李北海。擅长真、行、草、隶、篆各种书体，其中尤以行草书造诣 深，别具一格。李北海《出师表》墨迹，行书，无款绢本，割裂成册。原本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前有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等印，后半及署款皆残缺，书者名不可考，书势似李邕，清《滋蕙堂帖》曾刻，直署为李北海书，近人王壮为编入《中国书画》定为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