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6年成书的《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零四十二个,是历代字书的集大成之作,可以满足读者阅读和研究古典文献时查检的基本需要。 本字典以道光王引之订正本《康熙字典》为底本,参校别本,重新横排出版。全书逐句加标点,主要使用逗号、句号、冒号、书名号等。为方便读者使用,在原注音反切、直音后加标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原书无篆文,现据徐铉校本《说文解字》,将规范小篆附于正文字头之后。书末新编四角号码索引,收入原书正文、补遗、备考中全部字头,以便检索。 此次重印,我们在原书的基础上约请专家、学者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对原书中一些错误作了挖改,使得重印本既保持了本词典的原有特色,又提高了质量,将更适合广大读者的需要。
《甲骨文字典》是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20世纪甲骨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甲骨文字典》(横排本基于原版,在已识甲骨字形前增加了对应的楷体字,并对已发现的文字、标点符号硬伤以及个别不统一之处进行了修改,还将原书各卷 补遗 内容插入对应正文,根据新的规范标准重新制作了笔画索引,是一部内容丰富、查检方便的甲骨文工具书。
本书是有关中国古籍版本鉴定的专著,主要由史证篇、绪论篇、鉴定篇等部分构成,内容涉及中国古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古籍的装帧形式、古籍版本的类型称谓与辨伪,以及一般刻本书、活字印本书和抄本的具体鉴定。作者结合前人论述和自己多年的古籍鉴定经验,对该领域做了全面精辟的研究分析,在学习知识、提高能力、积累经验、优化方法上为古籍鉴定工作者和传统文化爱好者指明了方向。本书过去曾被作为高校古籍版本学课程和全国古籍保护培训的基本教材。此次再版,作者又根据近年来的心得和发现对全书做了13万字左右的增订。
本书为乾嘉考据学研究的成果,作者在《乾嘉考据学研究》的基础上,积三十余年之功,再著新论,内容涉及到乾嘉考据学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所讨论的专题,还是资料的搜求,都力图突破前贤,对旧说多有纠补,推陈出新。不仅对乾嘉考据学与宋学的关系,考据学家与桐城派之关系,考据学研究方法,《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清代藏书印与藏书的关系,还对惠栋、戴震、钱大昕及其学术,江藩《汉学师承记》、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等,都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见。尤其是从科举功名、居官实绩与现实关怀等方面,通过对200名考据学家的进行量化分析与研究,指出乾嘉考据学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国家与社会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着值得骄傲的 事功之学 ,有着直面人生的态度与积极进取的用
本书以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基础,以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作为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兼采《广韵》《尔雅》等文献,根据甲骨文等新的文字考古资料,结合杨树达先生等前辈的研究成果和作者个人多年的教学及研究积累,运用训诂学和音韵学研究工具,进一步进行汉字个体的形音义关系及语源研究。 本书选取《说文通训定声》所收录的汉字,进行逐一研究阐释,尤其注重声符与语义的关系及语源研究。根据凡抽象皆由具象而出的原则,寻根探源,解读个体汉字的语源。《说文通训定声》在每个字头之下先举《说文》原文,讲明此字的本义,再引古书文句和传注作为例证。本书沿用这一体例,作者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反复研读考证,引入新的证据,加入个人的思考,既对前人的研究做了梳理总结,又阐释自己的新发现新成果。本项目对《说
建阳刻本自宋代流播海外,对周边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影响甚巨,和刻本、朝鲜本、安南本与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本书是以和刻本汉籍为考察对象,编纂而成的日本翻刻建阳刻本汉籍之专门性图录。共收集和刻汉籍78种(另附录抄本7种),并加以考释,一一揭示其与建阳刻本之间的关系,以助益建阳刻书研究、中国雕版印刷史研究及中日书籍交流史研究。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上古汉语位移事件词化模式及其历史演变》采用Talmy(2000)的词化理论,描写和分析了上古汉语位移事件的词化模式及其演变机制,认为汉语位移事件词化模式的确有 一个从动词构架变为附加语构架的过程。该过程与连动结构及其单核化过程密切相关:随着位移动词语义泛化,由位移动词构成的连动结构开始不断增加;该结构的单核化则导致了方 式动词的副词化,前位路径动词的介词化,以及后位路径动词的补语化乃至助词化。而后置方位词和空间介词的大量使用,主要是为了分担原先主要由路径动词表达的配置和向量。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洛阳伽蓝记》是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文献,本书运用文献学考证的方法来研究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本书在四个方面对《洛阳伽蓝记》进行了考证,主体部分为四章:一、考察《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的姓氏、籍贯和生平仕履。二、结合有关史料,考证《洛阳伽蓝记》的成书背景。着重探析了《洛阳伽蓝记》创作的历史背景、学术背景和成书背景。三、《洛阳伽蓝记》人物考述,将《洛阳伽蓝记》所载的人物逐一与正史比勘,按照百官、皇族、庶民、僧侣、其他人物这五个分类标准,共计204人,着重考察了《洛阳伽蓝记》所涉及的人物生卒年月、籍贯和生平经历;考察其与正史、出土文献之间的异同,判断《洛阳伽蓝记》补正史之不足的文献价值。四、《洛阳伽蓝记》佛寺考述。按城内佛寺、城东佛寺、城南佛寺、城西佛寺和城北佛寺这五类,共计44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