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事诉讼法原来是以德国法为蓝本制定的，因而其系属于大陆法系，但在战后日本法却深受美国法理论的影响。可以说，这虽给沉寂已久的日本民事诉讼法学带来了一缕新风，以致学者们也对这种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但结果上造成了实务与学说背离。本书的立场是，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属于大陆法系，其理论的本质方面必须是规范出发型，因而现为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多数说的纠纷解决说是错误的，而且所谓的新诉讼物理论也是不正确的。作为大学教学用教材，其中的内容当然是专门针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阐释。
《证明责任:事实判断的辅助方法》以民事裁判法律思维与法律适用中的焦点问题——民事证明责任为研究对象，对证明责任的界定、适用、转移、分配、倒置、减轻和免除等备受诉讼理论和审判实践关注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对合同诉讼、侵权诉讼、房地产诉讼、公司诉讼、知识产权诉讼等不同类型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结合案例，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力求融实体与程序于一体，洞悉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生动地展示证明责任裁判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发掘法律背后的逻辑和法律实践过程中的“隐秘”，力争使《证明责任:事实判断的辅助方法》成为民事证据制度研习者和利用者的良师益友。
非诉讼纠纷方式(包括传统的调解与现代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即ADR)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系统地探讨了现代法治条件下非诉讼纠纷方式的地位、功能、理论框架以及制度建构；同时，对世界各国现行的、从民事诉讼制度到各种ADR所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分析比较，在此基础上，对建构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出初步的设想和预测。主导思想是，主张在法治的前提下提倡社会成员的自治性；在注重纠纷解决的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益与效率；在弘扬依法维权意识的同时，提倡协商与双赢的精神，在健全民事诉讼制度的同时，重视发挥传统和新型的ADR的作用，并使二者达到协调和互补，建立适应我国社会现实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先前的不少旧见陈说，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反省和批判。而此－学术风潮的代表，乃是以黄宗智教授为核心的/inn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他／她们立基于先前甚少为学界所系统利用的各种诉讼档案，贡献出一批引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成果。 本书所收的论文，系由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的诸位学者亲自挑选，主要研究时段上至清代，中经民国，下迄当今，广涉司法实践、地方行政、妇女与性、土地买卖、税收与教育、地方政权建设、跨国家庭纠纷等多重面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本书提供的重要启示不仅包括提醒我们注重对诉讼档案的充分运用。以及吸收的社会科学成果，还包括借历史之光洞见现实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中国法律史研究“博物馆化”的困境。
本书全面地介绍了刑侦逻辑的基本知识，重点阐述了破案过程中的逻辑智慧。本书通过分析杀人案件、案件、放火案件、爆炸案件、抢劫案件、盗窃案件、流窜犯罪案件等四十几个案例，介绍了刑侦工作的基本知识，说明了什么是刑事犯罪；介绍刑侦逻辑学的三条基本规律——溯因律、排疑律和理由律；阐述刑侦概念的基本知识；重点介绍刑侦选言推理、刑侦假言推理、刑侦回溯推理、刑侦类比推理的规则及其在破案中的智慧；说明什么是求同法、分析综合法及其在破案中的智慧；重点阐述刑侦假设的特点、验证和作用。本书的特点是：通过剖析曲折复杂的案例解说逻辑智慧，把科学性同生动趣味性融为一体，引人入胜。
现代化的国家是法治国家。现代文明进步的社会是法治社会。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及其贯彻，对社会的发展进步至关重要。而现代刑事法治则在现代化法治国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刑事法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无论是刑事法学理论还是刑事法治实践，都仍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以便更为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于2005年8月建立，系专门从事刑事法学研究的、中国刑事法学领域且目前唯一的、具有独立性、实体性、综合性的学术研究机构。研究院以一批中青年专家学者为中坚，并聘请了包括老一辈刑法学家、中央政法机关专家型领导以及重要国际组织领导人在内的国内外知名刑事法专家、学
关于刑事诉讼法，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西方国家的价值引入和制度移植，而鲜有对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历史的纵向挖掘和深度剖析；例如，西方的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与中国古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均蕴含着对人权、伦理等价值的尊重和保护。 ???本书上溯至夏商周时期，遵循历史发展脉络，梳理了秦汉、唐宋、明清朝代的中国古代刑事诉讼的流程与特点，并与西方国家、中国现代的刑事诉讼法作出比较分析和论证；是一部融工具性、资料性、研究性、学术性于一体的较全面的研究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的专著。
本书阐释了纠纷解决及其机制的基本原理；通过比较法的研究，展现了当代法治国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发展模式及其与司法的关系，说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社会和谐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针对我国法治发展中的问题，系统地论证了由司法、行政和民间解纷机制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意义及合理的制度架构，对当下基层司法、诉讼调解、信访与行政解纷机制、人民调解与“大调解”以及习惯等民间社会规范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和分析。本书的宗旨在于阐明纠纷解决研究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提倡多元价值观及制度设计理念，避免以单一化的法律中心主义作为法治和社会治理的选择和进路，主张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障法治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协商自治以及与公共社会的健康发展，并对我国当代纠
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先前的不少旧见陈说，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反省和批判。而此－学术风潮的代表，乃是以黄宗智教授为核心的/inn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他／她们立基于先前甚少为学界所系统利用的各种诉讼档案，贡献出一批引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成果。 本书所收的论文，系由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的诸位学者亲自挑选，主要研究时段上至清代，中经民国，下迄当今，广涉司法实践、地方行政、妇女与性、土地买卖、税收与教育、地方政权建设、跨国家庭纠纷等多重面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本书提供的重要启示不仅包括提醒我们注重对诉讼档案的充分运用。以及吸收的社会科学成果，还包括借历史之光洞见现实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中国法律史研究“博物馆化”的困境。
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先前的不少旧见陈说，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反省和批判。而此－学术风潮的代表，乃是以黄宗智教授为核心的/inn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他／她们立基于先前甚少为学界所系统利用的各种诉讼档案，贡献出一批引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成果。 本书所收的论文，系由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的诸位学者亲自挑选，主要研究时段上至清代，中经民国，下迄当今，广涉司法实践、地方行政、妇女与性、土地买卖、税收与教育、地方政权建设、跨国家庭纠纷等多重面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本书提供的重要启示不仅包括提醒我们注重对诉讼档案的充分运用。以及吸收的社会科学成果，还包括借历史之光洞见现实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中国法律史研究“博物馆化”的困境。
日本民事诉讼法原来是以德国法为蓝本制定的，因而其系属于大陆法系，但在战后日本法却深受美国法理论的影响。可以说，这虽给沉寂已久的日本民事诉讼法学带来了一缕新风，以致学者们也对这种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但结果上造成了实务与学说背离。本书的立场是，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属于大陆法系，其理论的本质方面必须是规范出发型，因而现为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多数说的纠纷解决说是错误的，而且所谓的新诉讼物理论也是不正确的。作为大学教学用教材，其中的内容当然是专门针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阐释。
本书阐释了纠纷解决及其机制的基本原理；通过比较法的研究，展现了当代法治国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发展模式及其与司法的关系，说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社会和谐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针对我国法治发展中的问题，系统地论证了由司法、行政和民间解纷机制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意义及合理的制度架构，对当下基层司法、诉讼调解、信访与行政解纷机制、人民调解与“大调解”以及习惯等民间社会规范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和分析。本书的宗旨在于阐明纠纷解决研究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提倡多元价值观及制度设计理念，避免以单一化的法律中心主义作为法治和社会治理的选择和进路，主张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障法治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协商自治以及与公共社会的健康发展，并对我国当代纠
本书是笔者在原博士学位论文《既判力客观范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充实、完善而成。自2004年论文答辩完之后，笔者一直没有中止对既判力问题的研究与思考。作为原先设定的研究计划，有关既判力客观范围研究只是我整个既判力研究计划的一个部分，因而原本也没有将既判力客观范围部分单独成书的打算。但考虑到“学术价值与时间成反比”等因素以及工作中对于出版成果的强烈的现实需求，还是“诚惶诚恐”地将研究成果先行展示出来。另外，今年年初笔者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奖学金，将于今年10月赴东京大学展开博士后研究工作，因此也想借本书的出版来形成赴日前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赴日研究的成行，无疑为笔者即将展开的有关既判力问题的后续研究提供更好的条件，期待自己能在今后两年之内完成该课题的研究工作。
本书是关于行政证据问题研究成果的汇总，内容涉及行政证据学的构建、中国行政证据规则的形成、发展及存在问题、部分国家行政证据规则介绍、行政证据排除规则、行政程序证据规则、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行政程序言词审理制度、行政程序证据规则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关系等。该书的出版，对行政诉讼与行政证据学的基本问题研讨有促进作用。
在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之下，司法机关对争议事实的认定都依赖于对证据的占有、审查、评价和运用，因而证据对争端的解决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在领土边界争端解决程序中，证据问题涉及争议领土的最终归属和边界争端的解决，国际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初步确立了一套证据规则体系。虽然国际法院并非超国家的立法机构，但在理论亡对促进国际法治和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国际法院所适用的证据规则已经为多数国家解决领土边界争端所借鉴，对于我国解决领土边界争端也具有的启示意义。
本书阐释了纠纷解决及其机制的基本原理；通过比较法的研究，展现了当代法治国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发展模式及其与司法的关系，说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社会和谐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针对我国法治发展中的问题，系统地论证了由司法、行政和民间解纷机制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意义及合理的制度架构，对当下基层司法、诉讼调解、信访与行政解纷机制、人民调解与“大调解”以及习惯等民间社会规范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和分析。本书的宗旨在于阐明纠纷解决研究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提倡多元价值观及制度设计理念，避免以单一化的法律中心主义作为法治和社会治理的选择和进路，主张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障法治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协商自治以及与公共社会的健康发展，并对我国当代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