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与研究出版标记,也便是为了研究出版机构,研究出版机构也便是为了出版史的架构。以往这项工作大多是从出版机构的创办者入手,这当然是一种途径,但存世资料贫瘠,路径阻塞,做起来相当困难。而以图书版本入手研究出版机构,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特别是从依于图书版本的“出版标记”来研究出版机构,更具直观性和形象性,由出版标记带出相关的图书版本,由图书版本带出出版机构,由出版机构带出创办者以及相关的事件与人物。如果把所有出版机构的来龙去脉都公诸于世的话,民国出版史的架构也便有了一个雏形。笔者希望在有生之年继续做这项艰巨而困难的工作,以期给50年或100年后的研究者与爱好者提供一个可资玩赏与研读的空间。
翻译本身,是沟通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体系,甚至不同的文明。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翻译家,关注的重点及热点之所以常常有很大差异,除去个人兴趣外,更多的是根源于文化自身的变迁。同一部著作,在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读者那里,解读可以完全不同,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误读、甚解,除去个人水平外,更多的是文化背景的相异。近代以来,从西方,从日本,引进了大量新的词汇,并使大量老的词汇具有了全新的内涵,但是,同一词汇,人们的理解或人们所作的意义诠释,差异却是如此惊人,便是明证。翻译出版史的研究,将引导我们从这种文化的对话、误解与正解,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考察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