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与研究出版标记，也便是为了研究出版机构，研究出版机构也便是为了出版史的架构。以往这项工作大多是从出版机构的创办者入手，这当然是一种途径，但存世资料贫瘠，路径阻塞，做起来相当困难。而以图书版本入手研究出版机构，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特别是从依于图书版本的“出版标记”来研究出版机构，更具直观性和形象性，由出版标记带出相关的图书版本，由图书版本带出出版机构，由出版机构带出创办者以及相关的事件与人物。如果把所有出版机构的来龙去脉都公诸于世的话，民国出版史的架构也便有了一个雏形。笔者希望在有生之年继续做这项艰巨而困难的工作，以期给50年或100年后的研究者与爱好者提供一个可资玩赏与研读的空间。
翻译本身，是沟通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体系，甚至不同的文明。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翻译家，关注的重点及热点之所以常常有很大差异，除去个人兴趣外，更多的是根源于文化自身的变迁。同一部著作，在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读者那里，解读可以完全不同，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误读、甚解，除去个人水平外，更多的是文化背景的相异。近代以来，从西方，从日本，引进了大量新的词汇，并使大量老的词汇具有了全新的内涵，但是，同一词汇，人们的理解或人们所作的意义诠释，差异却是如此惊人，便是明证。翻译出版史的研究，将引导我们从这种文化的对话、误解与正解，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考察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变迁。
![[正版书籍]养正图解(明)焦竑文物出版社](http://img3m5.ddimg.cn/50/18/11769989765-1_l.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