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刊为年刊,以学术研究为主,收入域外汉籍中有关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思想研究之学术论文及书评。本书论文主要涉及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汉籍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与资料价值。四百多年前,越南使者冯克宽赴京参加万历皇帝的万寿节,与来自朝鲜的使臣李目卒光酬唱赠答云:“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百余年后的康熙朝中,越南使者阮公沆出使中国,再度与朝鲜使臣相逢于燕京,又赠诗云:“威仪共秉周家礼,学问同遵孔氏书。”这些在越南、朝鲜流传很广的诗句,表达并代表了东亚地区的读书人对彼此共享的汉文化的认同之情。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以前,汉字是东亚各国的通用文字,一切正规的著述,一切重大的场合,一切政府与民间的外交,都离不开汉字的媒介。昔人云“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谁能说汉字的出
《一梦漫言》见月老人对自己一生行脚事迹的回忆,详细讲述了他人生中的所见所闻,还有对各个地方的风俗人文的详细介绍,内容丰富,对后人了解各地地理人文有很大的作用,书中的人事见闻对后人也有很大的借鉴、启发作用,是一部非常的著作。
书旨在搜集有元一代之汉文单篇散文、骈文和诗词曲以外的韵文。本书所收作家之时限原则上承金和南宋,原金朝管辖区作家以金哀宗大举三年(一二三四)为上限;原南宋管辖区作家以南宋赵昺祥兴二年(一二七九)为上限;以元顺帝至正二十八(一三六八)为下限。由金、宋入元,由元入明作家,其主要活动在元者,则作为元人收录。本书按照“以文从人”的原则,凡已收之作家,其文元论是否写于元代,均一体收录。元人的经、史子部著作,本书原则上只收序跋及书中所引之单篇元文。但可视为文集者,例如史部的奏议集、史论集、书判集,子部的题跋集,仍作为文集收录。为便于读者引用,本书仍按旧式编纂法分卷。每卷收文一万字左右,文多者一人多卷,文少者数人一卷。本书所收元文,尽可能选用善本、足本为底本,正文一依底本。底本确实有误,予
《图说唐诗宋词元曲》一书是“图说天下?典藏中国”中的一种,本书精选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近600首经典诗歌,并配以百余幅精妙绝伦的名家丹青,希望能将文学佳作与绘画艺术和谐地融汇在一起,是文字与图画忽悠生发,相得益彰,使读者真正感受到一种“诗情画意”之美。书中插配了百余张图片,有力地提升了该书的阅读性和艺术品位。该书版式务求大方淡雅,为读者提供良好的阅读平台;配图务求切合意境,开拓读者的事业。该书是一部适合大众阅读的国学读物。
凡下决心欲于国学海洋中渔猎真知的朋友,登堂入室之前,必须将此书翻阅一二。为何?读完书的读者想必答案已详。 曹伯韩、章太炎二公,可谓真良师矣。曹公将国学浩瀚织成一张罗网,于颗颗网眼处挥洒学识,语言严谨而平实。章公则摆一副革命者的姿态,指点历史、激扬学术,将上千年的文化和大胆作一评说,务求未来国学之进步。本书上下卷便是织工与革命者的合作,风格迥异,然殊途同归。
《问次斋稿》点校本,以首次发现的孤本《问次斋稿》明刻四十三卷本为底本,以《问次斋稿》清抄三十一卷本为校本,补上了明刻本残缺磨灭的文字,补全了明刻本被抽去的序言、目录及五十二首诗歌,尤其是明刻本比清抄本增加了《西游稿》七卷、 《续稿》五卷,为首次发现的公鼐最后十午诗作,计诗三百零八首、赋一篇;同时,为便于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阅读,将明刻本中的大量异体字、俗体字转换为正体,并且加以标点、校勘,这样, 《问次斋稿》共收诗二千三百十五首、赋四篇、古乐府序一篇,给公鼐研究者提供了最早的、最原始的、最全面的、最可靠的、最的研究文本。
中国古典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智慧结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中国古典名著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体现,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喜怒哀乐,张扬着中华民族的性格。 阅读古典名著,品鉴古今智慧,涵养精神世界,阅读古典名著,领悟先贤哲思,修养自我心灵,阅读古典名著,体味圣哲隽语,塑造个人风骨,创造人生辉煌,阅读古典名著,知往古来今事,明天地人间理,阅读古典名著,改进处世方法、工作态度、努力程度、思维方式和心态信念。
凡下决心欲于国学海洋中渔猎真知的朋友,登堂入室之前,必须将此书翻阅一二。为何?读完书的读者想必答案已详。 曹伯韩、章太炎二公,可谓真良师矣。曹公将国学浩瀚织成一张罗网,于颗颗网眼处挥洒学识,语言严谨而平实。章公则摆一副革命者的姿态,指点历史、激扬学术,将上千年的文化和大胆作一评说,务求未来国学之进步。本书上下卷便是织工与革命者的合作,风格迥异,然殊途同归。
《读史的方法》由“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上下两卷组成,是中国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意义及其范围,认为那种在空间上“含孤立性”,在时间上“含偶合性断灭性”的活动。“皆非史的范围”,提出了发展变化的新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先生提出了要重视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实的客观性的观点,认为现代史著应“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以达到“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把史学研究范围和服务对象大大扩展了一步。而在史实的客观性方面,梁先生论及了“史家四长”,认为史家必须是德、学、识、才皆佳的“通人”。《读史的方法》中具体论述的几种专史的作法,可作为当代有志于史学研究者的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