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艽野尘梦》，作者 追忆西藏青海经过事迹 、取《诗 小雅 小明》 我征租西，至于艽野 之意为书名，含有青藏高原风尘录的意思；艽：荒远。艽野：指青藏高原。在书中，作者详强地叙术了自己1909年从军，奉赵尔丰命随川军钟颖总进藏，升任管带（营长），参加工布、波宓等距役，在驻藏期间同当地藏族同胞、官员和和喇嘛来往密切，同藏族姑娘西原结婚，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南北响应的消息传到西藏后，出于对波密起义士兵的一些行动不理解，而又顾念个人安危，于是组织湖南同乡士兵和亲信百五十人取道东归而误入大沙漠，断粮七月余，妨饥挨饿，茹毛饮雪，仅七人生还于西安，西原病卒，等经历；描绘了沿途所见的山川景色、人情风俗和社会生活；同时记录了英、俄帝国主义凯觎和争夺我国神圣领土西藏的罪恶和阴谋活动，清政府的日举国腐

近代以来，能与曾国藩比肩的人物实在是少之又少。曾国藩无论在做人治学方面，还是在治军为官方面，都堪称 圣人 。其对后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佩服他，蒋介石学习他，梁启超推崇他，李鸿章继承他 《曾国藩：一个人的朝圣路》一方面讲述了曾国藩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一生，另一方面结合曾国藩书信、日记等文字，对其心理活动和心路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不难发现，曾国藩之所以能被后人推崇为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的 圣人 ，与其善于自我反省与自我批评有着莫大的关联。在他的家乡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大巧若拙曾国藩，聪明人行笨功夫 ，而这笨功夫就是指不断努力、不断反省、不断精进。

曾国藩做事看起来慢，其实却是快。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死功夫，不留隐患，日积月累，便无人可以超越。 曾国藩自幼读书就用笨功夫，不读懂上一句，绝不读下一句，一篇文章连读几十遍才勉强成诵，连躲在床底下的小偷，都忍不住钻出来替他背了一遍；当了翰林后，为了见上军机大臣穆彰阿一面，他天天写诗文呈送，一连被拒了13次，硬是把穆彰阿给感动了； 曾国藩做任何事都不投机取巧，打仗更是将这种 尚拙 的哲学发挥到了极致。 曾国藩打仗从没有用过锦囊妙计，而是信奉 结硬寨，打呆仗 ，日日不断地垒墙挖沟、筹备火炮，绝不主动出击，直到把太平军困得人心惶惶、士气全无，再慢慢攻城，用四场胜仗彻底解决了太平天国这个大患。 曾国藩深谙 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的道理：不走捷径、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

这里的文字和故事 透过百千年历史的雾 和你酣畅说话 对酒当歌！大师李国文谈历史，长见闻宽视野。首次精装成套出版，配以精美藏书票，与众不同、品味独到。

革命根据地是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战略阵地。本书以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为重点，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各个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政权与法制、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今天，学习和研究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对于涉取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家独立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的艰难历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抗战期间，迁入四川乐山的教科文机构有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中央工业试验所木材试验室、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以及复性书院、江苏蚕专、黄海化学社等，乐山由此成为一个战时文化中心。本书发掘出了这些机构迁入乐山前后的各项史实，令这一段近乎被遗忘的文化抗战史重光于世。

自1894年始，中国与日本发生了两次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日本崛起为帝国主义强国；1937—1945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取得全胜之局，自此中日荣辱易位。这两次战争的原因、进行的经过、 的结果，以及它们对亚洲和世界全局所产生的影响都 不同。 本书辑录了唐德刚、吴相湘等史学大家关于两次中日战争的重要文章，其中唐德刚关于“汪精卫投敌始末”的系列长文首度在大陆结集出版，带读者在历史深处反思两次中日战争中中国之得失。

本书是描写近代福州优秀女性的随笔集。记述中国现代史上福州一批女性，从一个侧面反映福州作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一个策源地的文化积淀，反映福州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贡献。这些名媛在政、学、艺术界的家事国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她们的内心挣扎、自我觉醒、社会参与、情感困局乃至沉浮命运，多少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诡谲变迁。

中国近代时期的海外华工史，主体上是一部苦力贸易史，它是殖民主义的罪恶产物。大量华工被贩卖到海外，过着猪狗不如的苦役生活，及至30年代，华工作为苦力被贩出洋的情况方告结束。本书以时间为线索，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国人民从自由人沦为华工的过程及其悲惨遭遇，从中可以看出西方资本主义对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压迫与剥削。

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以为核心的中央南方局领导人以及红岩先贤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国统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育、实践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本书以人物为主线，用讲故事的形式，记叙了中国共产党人、民主进步爱国人士和革命志士等革命先贤们在工作、生活、斗争中真实感人的事迹。他们那无私、奉献、团结、乐观、坚韧、忠诚、廉洁、自律的革命情怀和学习品格通过一个个人物的刻画和叙述得以生动体现，从而构筑了红岩精神的基本内涵。

《海角旗影(台湾五十年代的红色革命与白色恐怖)》(作者胡平)以蒋氏集团退居台湾以后仍执行的顽固权威体制为历史背景，以三代“台湾共产党”活动的兴衰流变为主线，通过蔡孝干案、光明报案、陈泽民案等，勾勒出20世纪50年代岛内纷繁诡异的社会生态：岛内外各种国际势力博弈变幻，海峡两岸国共对立，岛内各阶层政治力量暗流涌动，国民党集团内部派系倾轧……直白冷血的历史事件背后，交织着复杂的人性善恶美丑。 《海角旗影(台湾五十年代的红色革命与白色恐怖)》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还对“台湾共产党”的历史渊源、人员活动及历史流变等进行了较为客观的阐述，具有相当的稀缺价值。

《民国亲历记——跟着良友去民国》选取了《良友》画报中收录的良友考察团到全国各地考察期间撰写的数十篇游记，以及当时拍摄的许多珍贵照片。考察团自1932年9月于上海出发，历时七个半月，走过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共16省。本书讲述的就是考察团在此期间的所见所历。

《民国里的上海——上海地方生活素描》摘取了《良友》画报中关于民国时期上海生活风貌的篇章与照片，从时装、娱乐、经济、饮食、运动休闲等多个角度再现了民国时期上海的繁华景象，既有上层名流的 生活，也有市井小民富有生活气息的日常，呈现了一幅完整的民国上海全景图。

本书聚焦促成中国向心力绵延不断的原因，通过考察几个重要历史节点和时期——殷周之变、周秦之变、唐宋之变，由元而清以及古今之变——梳理了历代促进薪火传承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 终得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依靠的是超强的抗压力、极大的包容性和务实的灵活度，是不断应对挑战、寻找解决方案的集体意志、决心和能力。这些品质也体现在当代中国的行为准则上，包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行走在民国——民国旅行者印象》收录了《良友》画报中关于全国各地如青海、兰州、昆明、济南、威海等旅游圣地的照片与故事，生动地展现了民国时期各地的自然风光、建筑风貌、交通状况等，既可以作为研究这些名胜的鲜活史料，也是研究民国时期的旅游史的一手资料。

在创造历史的人当中，除政治家、士大夫、学者等大人物外，还有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中国的大门 全面地向世界打开之前，珠三角及澳门地区，作为与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 有着长达近三百年交往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许多市井小人物，已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与西方人有 广泛和深入的交往。他们为了谋生，以种种方式，从事着与西方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职业，让他们有需要也有机会从西方人那里学习一套新的知识、技能、词汇和语言，他们的世界与世界观，也随着数百年来发生的政治与社会变迁而有所改变。

溥仪是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度以来的最后一位君主，1912年2月，年仅6岁的他跌下统治地位。无疑，他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是人类历史上拥有传奇命运的特殊人物。 本书利用溥仪及其身边人的回忆录和其他史料，用二十三章的篇幅，介绍了其一生的传奇经历，既鞭笞了溥仪投敌叛国的负面形象，也展示了大动荡时期他的悲惨境遇和传奇的命运波澜，公允地认定了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将日本战犯送上断头台所做的努力。可以说， 本书给读者介绍了一个真实的溥仪，一个真实的末代皇帝。

迈克尔·S.马龙著的《万物守护者(记忆的历史)》是一部讲述人类信息记录发展历程的文化史著作。书中探讨了记忆的演进――从远古时期的巫术礼仪、古罗马神秘的记忆术、中世纪奇诡的动物寓言集到靠前次工业革命后人工记忆的飞速崛起。每一个篇章所讲述的，都是记忆史中的重要阶段。关于记忆的故事，如史诗般惊心动魄。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保守的国度，她悠久的历史和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文化积淀，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使她在前进的路途上越来越步履维艰。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缺乏敢于冲破先王法度、试图进行因时损益的改革之士。一个世纪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即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他们发动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尽管它无可挽回的失败了，但毫无疑问它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并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李红涛、黄顺铭著的《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 )(精)》是一部研究 集体记忆的著作。以历史为经，以不同的媒介场景为纬，深入探究 创伤建构与记忆形塑的过程，揭示国家权力、地方记忆社群、大众传媒如何合力塑造出南京大屠杀在当代中国的记忆政治与记忆文化。 本书以文化创伤理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追溯南京大屠杀创伤叙事在主流媒体上的建构过程，在纪念馆和 公祭活动中的扩散与再生产，以及在赛博空间中所面临的叙事挑战。 本书虽以“媒介”为核心，但并不流于对静态“文本”和“符号”的考察，而是力图揭示创伤叙事的生产和再生产，媒介纪念空间的生成，以及媒介舞台上和记忆地方里的记忆实践。

本书着重探讨中日两国学者的“1945年的视点”，研究了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和“知日”中国人的行动。我们把这一工作中勾画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对历史的理解总称为“1945年历史认识”。中国的研究者与日本的研究者一起，从迄今并未引起充分关注的这个视点出发，研讨了中日关系以及日本人和中国人，应该可以为中日的历史认识问题揭示出某种全新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