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存在与变化的剧烈大潮之中，中国如何自处，如何看待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中国从何处来，中国文化从何处来，又要向何处去？ 这本《万古江河》即心怀中国文化的著名史家许倬云先生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是为今天中国人撰写的历史，为中国文化的成长发展作的一部传记。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国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占有的空间不断发生变化：从考古发现所见的中国文化的发端，到 中原 的出现，中原变成了中国， 中原的中国 慢慢扩张变成 中国的中国 ，然后超越中国之外，慢慢将四邻吸收进来，通过文化上的交往以及势力范围的扩大，变成了 东亚的中国 ，然后在亚洲范围之内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是 亚洲的中国 ，再经过百多年颠簸与蹒跚进入世界，成为 世界的中国 。在对这各个超越王朝、政权的长时段文化圈的叙述中，中国文化和生长在中国这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依托丰富的实物及图像、壁画、墓俑等形象资料，与相关的文献记载互见发明，为三千年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发展绘出清晰的轨迹，于此可以考见民族文化的演绎和各兄弟民族间的互相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有极好的史料价值。
本书为冯天瑜先生遗作，综合了冯先生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统制度和历史研究的心得。本书题作 周制与秦制 ，并不是狭义上 周代的制度 秦代的制度 ，而是指自周代至晚清，历时三千年的周制文化、历时两千年的秦制文化，虽有多种变态、解构，但一直没有缺位于波澜起伏的中国制度历程。在中国制度文化进程中， 周制 秦制 是中国制度文化的一对基本范畴，切近历史枢要。关于选择周制或是秦制，历代朝廷和士大夫都曾争论不休，在秦初、汉初、唐代、明清之际，论战尤其激烈。几千年来的政制实践中，呈现出二制起伏的现象，周制与秦制不断转变，代有轮替。不过，历代帝王术的基旨中，则是霸、王道杂用，儒表法里，阳儒阴法。该书对周制和秦制这两大制度文化遗产的优劣做了简要评述，主张摒弃周制和秦制的负面内容，鉴取其优秀可取之处，同时吸
勒内 格鲁塞（1885 1952），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以中亚和远东史及东方学研究知名。《草原帝国》是格鲁塞最知名的代表作，详细且系统地描写了关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三千年历史，在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讫十八世纪晚期蒙古诸汗国的时间跨度上，阐述草原各地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民族复杂、政治纷乱、朝代更迭和关系错综的历史，描绘了大草原几千年来雄伟壮阔、气势恢宏的伟大篇章。
一部融合军事、历史、政治、外交、传记的巨著 半个多世纪前，朝鲜战争险些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今真相终于开始浮出水面。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战场短兵相接，也在战略部署和政治外交上展开全面较量。 然而，原本计划三个星期结束的战争，*后竟然持续了三年之久。 朝鲜战争为什么爆发？强大的美国怎样一步步陷入泥潭的？ 今天的远东国际局势，在多大程度上依旧受这场战争影响？ 朝鲜人民军攻势猛烈，让美军措手不及，节节败退，几乎被赶入日本海。 麦克阿瑟险中求胜，实施仁川登陆计划，一举扭转败局，展开反攻。 战火延烧到中国，形势危急，*力排众议，坚持派兵入朝，战争局势风云突变。 外交策略的失误，政治上的钩心斗角，军事上的盲目自信，对关键情报的漠视 美国政府一系列错误判断，导致精锐部队险些全军
田赋是清朝的 维正之供 ，关系国计民生甚钜：它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也是民众*重要的赋税负担。康熙末年的 永不加赋 与雍正年间的 耗羡归公 ，使得田赋收入的规模相对固定。在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下，地方政府如何从田赋等收入筹措经费，以应对18世纪中期以降日益增加的开支，这对当日之吏治民生又有何种影响。咸同年间以来，清朝的财政收支结构发生剧变，各省督抚如何在田赋收入中做出相应的调适，始终维持实物形式的漕粮又如何走向货币化、市场化。本研究将依据大量的清代档案、政书、文集、方志史料，贯通 古代 与 近代 ，结合制度描述与定量分析，对以上问题进行坚实的讨论。
本书以成立于汉，并*终在隋唐演变为科举制的察举选官制度的七八百年变迁历程，作为研究对象。书中把官僚制理性行政、帝国政体下的特权分配与权力斗争，以及作为帝国官僚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态，作为制约察举制变迁的三个主要动因。由此出发，对大量相关史料进行了考订梳理，在此基础之上，对察举制中的 以德取人 、 以能取人 、 以文取人 及 以名取人 、 以族取人 因素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及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精到阐述。从而对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向科举制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解释。
本书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分析中国传统家族组织的动态理论模型。通过解读闽台地区现存的族谱、分家文书等家族史资料，考察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宗族组织的不同类型、宗族发展的区域性特征，探讨家族组织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家族组织的普遍发展。反映了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财产关系的共有化，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 泛家族主义 倾向，在国内外影响深远，已经被译为英文在国外出版。
作为一项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本书将历史个案并置比较，以阐明和提炼关于宏观社会变化的理论观点。大多数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以国家为个案，本书却讲教派作为个案，在作者看来，宗教改革引发了一场波及广泛的深刻规训过程，可以称之为规训革命。这场变革大大增强了近代早期国家的权力，其影响在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若干欧洲地区*为深远和彻底。这一观点兼具福柯与韦伯的色彩，堪称对近代国家形构*富原创性和启发性的研究。 本书入选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兰德尔 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评选的2000 2012年十大社会学理论著作。
不少人以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已无多少剩义可探寻，其实对那场在北京的学生运动与其他地方的呼应，哪怕是活动的具体经过，其参与者、反对者和旁观者的言与行，我们的了解都还不能说充足，更不用说广义的五四了。可以说，五四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五四，没弄清楚的具体内容都还不少。正因此，我们对五四运动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书写了历史、影响了后人，仍缺乏深入的体悟，毕竟那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激情的时代，发生在当时的任何事情，多少都带有时代的烙印。五四运动本身，也特别需要作为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激情的丰富的历史活动来理解和认识。，本书是作者专注于此项研究多年、纪念五四运动的论著。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 诺拉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动员120位作者,穷十年之功,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组成的三部七卷、超过5600页的皇皇巨著 《记忆之场》。 与以往强调考索遗迹的历史研究不同,与法国 年鉴学派 倡导的 心性史 亦径庭有别，这部巨著旨在从文化-社会史语境中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法国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诺拉声言：记忆研究不是要复原或建构历史,也不是回忆过去的历史；而是探究关于过去的现在记忆；记忆在消失；与过去发生勾连的感情只残存于一些 场所 中。 《记忆之场》荣获法兰西学术院戈贝尔大奖，被选译为英、德、西、俄、日、韩等多种文字出版，成为讨论历史与记忆问题的重要作品。 本次出版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涵盖了《记忆之场》原书第一卷《共和国》的所有内容。 第一卷卷收录了《记忆之场》导言和《共和国》中《三
本书指出晚明清初的儒学经历了 泛阳明学 由漫衍到解体的过程，以阳明学人士的流动、晚明清初阳明学与朱子学的诠释路径、阳明心学境界诉求的衍化、主体性思维的转向等为议题，从哲学及历史的维度，揭示了晚明清初儒学转型的细部因素及具体实现过程。
秀才是一种俗称，其正式的称谓应为儒学生员。秀才既是一种科名，又是 四民之首 ，构成士大夫阶层的下层，且在地方社会扮演颇为重要的角色。本书分上、下两编，对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上编从学校与科举入手，考察秀才的产生、秀才在地方学校的肄业与考试，以及秀才如何步入仕途，旨在展示秀才在学校的生活世界。下编从社会的视角，考察失意科场或仕进无门的秀才的社会流动及其社会性动作，即他们在社会诸领域的活动，旨在揭示秀才流入社会之后的生活世界。这是一种制度史与社会生活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目的在于考察士大夫下层的生活与制度、社会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主要特色是以小见大，从具体案例探讨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本书论及的户籍与赋役制度、里甲与里社制度，乃至理学文化的传播、商品经济的发展、地方社会的动乱，都是明清时代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至于这些普遍性因素如何作用于地方社会，如何导致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则端视当地民众的应对策略。宋著反复强调，地方社会面对各种不同的议题，都要经历长期的竞争、协商与合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为了说明地方社会应对历史变迁的机制与策略。几乎每一章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且通常是以田野调查资料作为楔子，引出即将讨论的话题。作者刻意营造的现场感，不断引导我们深入其境，亲身体验和感受当地人的历史实践。
中世纪是智力停滞、迷信和无知的时代 这是被现代学术界完全否定的神话，如果没有中世纪学者的贡献，伽利略、牛顿、科学革命都不会出现。很多关于中世纪的说法并非事实，比如，中世纪的人并不认为地球是平的，而哥伦布也没有 证明 它是一个球体；宗教法庭并未因任何人的科学思想或发现而将其烧死，事实上教会是科学研究的主要赞助者，甚至若干位教皇以对科学的了解而闻名；哥白尼不惧迫害；教皇也没有试图禁止人体解剖；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著名审判是关于政治，而非关于科学。中世纪是个在智识上高歌猛进的时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促成了科学进步，带来的成就远超古典世界，在技术上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欧洲人独立发明了眼镜、机械钟、风车和高炉，工匠和科学家将东方传来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改进到了超越其发明者想象的水平
土地契约是二十世纪中国重要的史料发现，著者利用国内外收藏的明清土地契约，对明清时代的经济结构、土地制度和土地契约关系的特点，地权分化的历史运动，贵族地主经济、庶民地主经济和山区经济的变化等问题，作了的探索，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在法学、比较史学的观照下，以民间文书证史，揭示出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的丰富内涵。围绕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的土地契约关系的特点，进行区域性的专题考察。两方面互为补充，彼此参照连贯，深入阐述了明清时代乃至秦汉以降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经济的结构及其演变趋势，为研究中国契约学、明清社会经济史拓展了途径。
本书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贺凯撰写的一部中国通史著作， 1975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专门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写的，生动地展示了中国文明从史前到1850年的漫长历程。 这部涵盖整个中国历史的著作篇幅并不很大，但选材独到，叙述精当，很符合美国大学优秀通史教材的特色。自出版以后，被美国的大学广泛地作为中国史的基本教材而采用。 作者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形成阶段，从远古时期到前3世纪；早期帝国时代，从前3世纪到10世纪；晚期帝国时代，从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古代的这三个时期都以数章的篇幅分析，分别涉及通史或政治史、统治模式、社会经济组织、宗教文化发展和文学艺术的成就。
近代卫生机制的引建和发展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卫生的现代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嘉惠，也造成不少 现代性 问题。本书立足于中国社会近代的演变，展开对卫生现代性的 探究和省思。从 卫生 概念入手，以从概念、观念到制度，再到相关实践的思路，逐步对清代 与防疫、城市环境卫生相关的诸多问题及其历史变迁展开探讨，在中国近世社会自身的发展脉络中考察近代医疗卫生机制的转型，揭示中国社会变迁中自有的 现代性 。通过钩沉现代化过程中被掩盖的面向，呈现近代变迁过程中的复杂图景，从而反思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20世纪中国历史学（修订版）》系探讨20世纪中国史学演变的专门之作。全书以史料派、史观派的分野作为内在线索，将百年中国史学分为1900 1929年、1929 1989年、1989 2000年三个时期，从 问题 出发，以 新史学 与 新汉学 的百年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分析，勾勒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填补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美丽之屋：古埃及神话与民俗》以古埃及神话和民俗为主体，通过古埃及著名的三个神系，着重介绍了神话中的众多神灵。神话部分通过不同时期的文献介绍古埃及著名神灵的信仰起源与发展演变，其间穿插了 泰芙努特的流亡 人类的叛变 奥西里斯之死 荷鲁斯与赛特的争斗 巴哈顿的王子 等古埃及著名神话故事，全方位地讲述古埃及神话的独特之处。民俗部分则讲述了被神话影响的古埃及世俗生活，覆盖了国王、贵族和平民百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古埃及人的职业体系、节日庆典、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休闲娱乐等内容。
12 18世纪，赣南山区经历了一个从 化外 到 化内 的变化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山区开发、地方动乱和国家认同。从宋代的 峒寇 、元代的 畲贼 到明代的 流民 和清代的 客家 ，各色人群在赣南山区轮番登场，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身份转变。18世纪，赣南山区的开发基本完成，社会秩序也相对稳定下来，赣南地域社会成了 大一统 中国的组成部分。12 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变迁表明： 中国 是一种 观念 的产物，而 地域 则是认同 中国 的结果。
《生命之宫：古埃及历史与地理》以古埃及历史和地理为主体，讲述公元前 31 世纪到公元前 30 年期间，古埃及从原始部落联盟到古代地中海首屈一指的强大帝国再到衰落灭亡的全历程。历史部分包括了古埃及的统一，古王国金字塔时代的发展，中间期的混乱与外敌入侵，轰轰烈烈的驱逐外敌战争，强盛的新王国崛起，阿赫那顿的宗教改革，与西亚赫梯帝国的争霸，面临亚述、努比亚和波斯人的入侵以及希腊化的托勒密王朝建立。地理部分则着重讲述埃及的地理环境对古埃及文明的影响，尼罗河、沙漠、绿洲、地中海，无不深刻影响着古埃及人的行为习惯。
新时期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不无值得反思的问题。作者注意到，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日渐聚焦于日常生活和个人体验，却刻意回避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的关注；日渐深入解析群体生活的样态风情，而无视精英或社会运动领袖的行为与选择。那么，一旦失去对重大历史事变和社会运动发展的关注和解释能力，它还是社会的历史么？本书是作者近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集结，聚焦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未来，政策得失与观念演进，阶层变迁与社会记忆，制度变革与空间改造，推陈出新，史料丰硕，说理透彻，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敏锐的视角。
本研究在国际前沿语言文化交流和语言变迁的理念和方法的启发下，通过深入细致地挖掘各方面和多角度的历史文献，努力呈现中国历史经验，讲好中国叙事，并努力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取得了初步成果。作者以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表明，以圣经中译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引发了汉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汉语言文字形式的增加，汉语语法结构的变化和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创建，汉字拉丁化形式的开始，汉语词语的丰富，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翻译过程对传统旧有词汇的借用达到的新词语的产生，都起到了借鉴和启示的作用，这一认识无疑将丰富我们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尤其是文化交流史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