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之死》是一部法律史作品。作者爬梳史料，详细讲述了北魏兰陵长公主被驸马殴打流产致死这一经典案例的来龙去脉，以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写作方式探讨了婚姻暴力、性犯罪、亲属容隐、连坐、夫家认同、男尊女卑等重要而深刻的法律及婚姻伦理议题。 通过零星残存的条文、案例和判决，作者分析了儒家官僚集团与皇权在确定涉案人员罪名及刑罚轻重方面的共识和分歧，深刻揭示了汉唐之间几百年里女性的法律地位情况、法学和司法的传承状况，显示出虽然从汉朝开始婚姻和家庭伦理已被纳入法律规范之中，但儒家伦理法制化的进程是曲折的，在胡汉交融的北朝时期，夫尊妻卑的伦理并未 进入法律体系之中。读懂这一案件，对于中国法律“儒家化”或“父权化”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会有 深入的理解。
我们依稀觉得是人类“创造”了法律，所以应该已经很了解它了，但知其然未必知其所以然。法律的深层逻辑和人类的道德直觉（公平或正义）可以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描述吗？ 大多数法律人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接受的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毁灭了这种希望。 法律 古老的源头应该是个 简单的算法，即“返还法则”，它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逻辑起点，也是民法和刑法的共同源头。本书讲述了从返还法则到复杂法律制度的演化史，以此呈现法律的深层逻辑，打破部门法的界限，以联结思维取代割据思维，把不同门类的法律知识点重新组合，进而实现法学内部及法学和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
张艺谋反映当代中国农村状况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映后即引发广泛讨论。1996年，苏力发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以法学角度探讨这部作品，试图从虚构文本通向现实批判，开创了“法律与文学”学术范式，探索改革开放后现代法治与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新道路。二十多年来，一批法律学人着眼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性与复杂性，不断深化“秋菊”研究及该范式，将电影解读的角度扩展至古典与现代、礼治与法治、 与社会和本土与世界等多个富有张力的问题域， 终形成影响巨大的一种法理学解释传统与一场批判法律运动。 编者从过去上百份探讨相关问题的中外法学文献里，精选十四篇代表不同关切面向的研究汇成本书，力求通过呈现“法律与文学”在中国的推进与取得的成果，为秋菊曾经的困惑解惑，也为未来的法治建设
本书题名 辑考 ，前部分为研究成果，后部分为辑佚成果。 则例是明代重要的法律形式，主要用于表述食货管理的标准及运作规则的法令法规。明代则例的名类甚多，有赋役、漕运、开中、商税、钱法、钞法、官员俸给和考核、捐纳、赎罪、宗藩、军士供给赏赐及优给、马政则例等。则例是国家法律的细则性规定，具有法律规范具体、详细和数字化的特点和因地制宜实施国家经济法律制度的功能。明代则例在各地自然状况千变万化的情况下，为及时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发挥了重大作用。
本成果以 礼与法的博弈：中国传统历史中的法律智慧研究 为研究对象，共分为三篇十四章，本书收集的法律故事都是和政治密切相关，都是和当时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的，通过对法律故事的注释和辨析，明白我国的历史上不是所谓的没有法制传统，没有守法意识，而是有着自己的遵循，有着自己法律发展的流脉。通过对垂范篇单列，以便对古代皇帝官员对自己身边人的规诫和约束，为今天行政体制改革提供历史借鉴。通过对汉代 六条问事 以来的监察制度研究，对今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历史遵循。通过对历史上不同朝代对待复仇态度的梳理，探讨这之中存在的礼与法的博弈。
中国传统法律很早就突破了客观归罪原则，展现出对犯罪人主观心态的精细考量。以致人死亡等刑事重罪为例，传统律典构筑起从意外到疏忽大意、再到鲁莽冲动、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的意图谱系。本书以上述意图谱系为核心，并通过大量判例和律注，解析通过概念连接情境来区分不同犯罪意图的方式。此外，本书还对清末法制变革以来试图在刑事法律中构建起故意与过失的二元意图区分予以评述和司法实践层面的考察。本书不涉及1949年以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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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谓 钱法 是指国家以律令、诏敕、条例等形式发布的，关于铸币发行、流通、贮藏、支付法律规范之总和。本书以经济法律之一隅 唐代货币法制为研究对象，透过经济法学与社会法学的宏观视角，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出土文书和考古资料，借鉴关联学科前沿成果，系统辑佚、考证和研究钱法史料，逐步展开对中国古代经济法律整体架构的开拓性讨论。本书《唐代钱法考》共六章，由 绪论 、 钱法史料考 、 钱法渊源考 、 钱法职能考 、 钱法理论考 、 钱法适用考 六部分组成。以历代钱法规则变迁为背景，以唐代法制运行为剖面，依托系统、完整的钱法辑佚史料，彰显专题研究特色，强调综合互补方法，综合运用 史料考订 、 二重证据 、 文史互证 、 资料统计 等研究方法，全面论证唐代货币法制的演进与运行，讨论唐代钱法的史料著录、渊源体例、基本职
《布依族习惯法研究》由徐晓光,徐斌著
内容简介 1913 年，罗建功从伯父手中继承大笔遗产，由此走上无休止的诉讼之路。然而罗建功将遭遇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为谋求诉讼优势万般算计，竟不知如何适从……国民政府一旦从法律上确立女性继承权，罗氏家族 1923 年制订的宗祧继承合同便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庶姑罗黄氏能否以侍妾的身份主宰先夫的遗产？罗建功怎么可能用资本主义的新法律维护宗法主义的旧协议？弟媳吴素兰忽然离开龙泉县前往南京背后又是怎样的政治险局？从政界大亨到法学名流，从革命志士到落魄才子，从乡绅土豪到卑微侍妾，《罗建功打官司》大开大合，在呈现近代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的宏大叙事中，细致入微地讲述不同个体跌宕起伏的命运。而作者的雄心，正是将大历史还原为个人行动与日常事件编织的奇幻网络，并试图探讨“现代性”本
《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1949）》以史学界关注较少的民国“医事纠纷”为考察对象，分析探讨斯时医事纠纷的特点及成因，并结合近代卫生行政体制的确立及医学职业化进程这一宏观语境，分析国家、社会与医患之间的互动，虽未必圆满回答了上述问题，但所作努力，至少有助于人们从历史的维度展开思考。
赖希的《希腊-罗马典制》在汗牛充栋的古典希腊-罗马阐释中独树一帜，长期以来却被忽视了。赖希的洞察兼备学者的严谨和思想家的睿识，既能涵盖细枝末节的阐幽之妙，又能包摄历史理路的宏大勾勒；既是论证缜密的专题阐释，又是 情怀的通史撰述。 赖希 的主题是制度， 具体人和事件的政治制度，那是文明的载体，真正的精神生命在其中汩汩流淌。或许在所有的制度中，希腊-罗马的制度堪配典制的美名，那是制度的范式，兼具历史本体和认识的双重示范意义。 赖希摈弃了古朗士、耶林的见解，摒弃了麦考莱、梅因的借鉴，摈弃了多数德意志、英格兰史学家的见解，在现代的智识环境中获得了某种古典风格的历史智慧。他从罗马的愧耻制度出发，贯通至罗马公民权、罗马官员、公民大会、元老院、共和国，再扩展至雅典和斯巴达，上升到普遍城邦
唐代司法政务运行机制可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府州法曹负责覆审属县和州司其他机构移送的徒以上罪，并将流以上罪案状申奏于尚书省(刑部司)和皇帝以获得批复或 。大理寺主要负责在京徒以上罪案件的审断，地方司法政务(包括死罪)在程序上通常无须经过大理寺。这意味着后者并非中央 审判机关。使职系统的发展，对上述机制产生了显著影响。首先，唐后期使职形成了独立于州县与尚书省之外的司法政务申报与裁决机制，在不断成为问题的同时，也适应着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模式，并推动唐宋之际司法体制的转型。其次，开、天以降，宰相开始通过中书门下介入到司法政务运行中，之后渐渐退出对其中琐碎的、事务性部分的直接参与。地方府州上奏的狱案，需要先经大理、刑部司审覆，再由宰相、皇帝裁决。大理寺成为地方司法政务处理的必经环节，开
16世纪，西方传教士的接踵而至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然而，直至清初，他们才开始把西方法律、法学带到中国。当中国传统法制遭遇西方文明，中国近代法制又有怎样的发展呢？《法制史话》从清初国际法的传人开始，到中西法律的磨合，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以丰富的史料，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西方法学的引入对中国法制传统的影响，以及中国近现代法制的发展历程。 《法制史话》的作者是李力。
本书以武汉地区先秦时期法制和法治发生、发展的历史为研究对象，揭示武汉地区城市发展与法律治理的内在关系，为当今法治武汉建设提供借鉴。二千多年前的楚国的主要疆域就在湖北地理范围内，研究楚国的法律制度是研究武汉城市法治的基础性工作。为此，本书拟立足于武汉城市区域，又不囿于武汉城市现有的范围，而着眼于与武汉有关的地域范围的法律发展脉络来进行研究。其主要内容，一是对早期武汉所在地域的考古与文化遗址、考古墓葬进行清理，理清早期法治的萌芽与发展轨迹；二是对古代楚国地域内法律法规制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进行全面的深入的梳理和研究；三是，对楚国各项法律法规制度作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用新的考古和简帛资料和新的方法来进行分析、解释。四是对楚国法律法规制度与周边诸侯国进行对比，总结出楚国法律制
亨利·梅因爵士是19世纪英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很为人熟知的，无疑是《古代法》中的这一宏伟表述：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然而，梅因在任职于英属印度殖民地官员时，却对印度那原始的“身份社会”进行饱含同情的辩护，批评对印度进行过快的“现代化”开发，反对给印度制定成文法典。那么，梅因的理论与政治实践是否存在分裂？这种悖论性的现象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卡鲁娜？曼特娜著的《帝国的辩解——亨利·梅因与自由帝国主义的终结/欧诺弥亚译丛》中，曼特娜集中讨论了梅因的政法理论、政治实践与19世纪帝国主义话语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把梅因的思想放置在自由主义思潮和英帝国殖民的“印度经验”语境中，作者精彩地展示了梅因对“传统-现代”、“普世性-本土性”的思考，是如何推动现代人类
张艺谋反映当代中国农村状况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映后即引发广泛讨论。1996年，苏力发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以法学角度探讨这部作品，试图从虚构文本通向现实批判，开创了“法律与文学”学术范式，探索改革开放后现代法治与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新道路。二十多年来，一批法律学人着眼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性与复杂性，不断深化“秋菊”研究及该范式，将电影解读的角度扩展至古典与现代、礼治与法治、 与社会和本土与世界等多个富有张力的问题域， 终形成影响巨大的一种法理学解释传统与一场批判法律运动。 编者从过去上百份探讨相关问题的中外法学文献里，精选十四篇代表不同关切面向的研究汇成本书，力求通过呈现“法律与文学”在中国的推进与取得的成果，为秋菊曾经的困惑解惑，也为未来的法治建设
为撰写《迷信与暴力》一书，亨利·查尔斯·李从欧洲购买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和手稿等资料，现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的“亨利·查尔斯·李”分馆作为特殊藏品珍藏。 作者旁征博引，记述了西欧各主要民族和国家的法律中对宣誓断讼、决斗断讼、神判断讼、刑讯逼供等各种古老司法程序的规定，并介绍了相关有名案例，同时对西方法学充斥着迷信和暴力的、不为人知的黑暗过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比以往更加清晰地阐明一些渐趋消亡的旧俗和迷信的来源。 尽管作者已逝世一百多年，但作为历史和法学的重要参考书，《迷信与暴力》依然不断被再版和重印，其学术和文化价值可见一斑。
本书较为全面地描述了从鸦片战争到清朝灭亡七十一年间武汉地方各项法律制度的演变与发展，包括各时期国家各项法律制度在武汉地区的实施情况、武汉地方性立法以及汉口官民共治的混合法秩序。其重点内容有两项：其一是汉口的官民共治城市体制与混合法秩序；其二是张之洞督鄂时期武汉地方各项法律制度的变革及其对晚清法制近代化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突出展示法治发展史研究的地方特色，归纳城市管理与法治发展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体现研究视域的多维度。
作为“武汉法治发展史”专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以“武汉仲裁史”为题，主要分清末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仲裁法颁布前和仲裁法颁布后三个历史时期对武汉地区仲裁制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厘清了武汉仲裁发展的脉络与特点，既丰富了武汉法治发展史的内容也对当前及未来武汉乃至全国仲裁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本书按照编史的技术规范设置框架和篇目进行编纂，以史为鉴，为现实仲裁工作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