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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治和吏治方面，新加坡确实是很有一套的；法治严明、令行禁止、高薪养廉这些在中国很难推行的东西，在那里成了遏制腐败的“法宝”。这些制度在本书中有详细而精辟的阐述，但是新加坡的经验与其说是展示了一种成功的模式，不如说是我们继续思考看似简单的“腐败”问题。在我们法学家看来，似乎腐败就是违法，不违法的就不能说是腐败，违法至少构成了腐败的一个要件；但是经济学家很可能认为违法与否和事情的本质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法律是人规定的，我们可以把某种行为定义为“腐败”，也完全可以不这么定义。在某种意义上，高薪养廉相当于国家用国库的钱“贿赂”公务员，换取他们的“廉洁”行为。由此可见，腐败是可以“制度化”的，而制度化之后当然也就正当合法，不称其为“腐败”了。高薪养廉的经济成本不小，但好处是至少可以造
腐败与腐败治理是当代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共同话题。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都曾经经历过一个腐败严重泛滥的阶段，且腐败高发期都无一例外地集中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转型时期。本书集中讨论了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地区）在转型时期的腐败状况和腐败治理经验，探讨转型期腐败的内在动因和治理路径，进而投射到正在经历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中国，探寻中国式廉政的道路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