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是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其影响力与青帮、洪门不相上下。当其最盛时，川省约有70%成年男子加入，影响力及于各个角落，在川军、湘军中影响巨大，也是清末革命中的重要力量。 本书从一桩1939年的杀人案和一本尘封七十多年的报告出发，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审视了袍哥成员及其家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沉浮，揭开具有神秘色彩的袍哥世界的“日常”面目，呈现出一幅饱满、立体、生动的近代川西社会图景。
本书系统梳理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地方实践经验，着重以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实践探索的历程为着眼点，探寻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动力机制、演化特点及与政府治理的关系，寻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成都市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统筹领导机构、以社区发展促社区治理、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促进基层治理改革、以系统思维营造基层社会治理生态、对多元社会主体进行赋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进一步深化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些许有价值的参考。
《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研究》内容包括八章，*章节主要介绍了绿色发展的理论体系，以及我国的绿色发展行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状况、框架以及路径；第三至五章主要介绍了农业、林业和草畜业的绿色发展状况及绿色发展模式；第六章主要介绍了西部地区的农村生活特点及具体模式；第七章主要介绍了省市区域以及GEF活动层面的绿色发展模式案例；第八章为GEF项目典型示范村的绿色发展调研分析报告。本书可为从事绿色发展研究和具体实践的相关人员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或借鉴。
所谓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就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的结合，它的表现形态包括但不限于“皇权不下县”的中央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治理体系等。在本书中，黄宗智教授
邱鸿峰著的这本《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传播治理》基于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分析、话语分析等方法，聚焦化工、核电、采矿、气候变化等环境风险，旨在理解风险信号的传递如何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态度与行为，导致其放大或减轻环境风险、诉诸群体事件或恐惧控制策略。研究进一步探索公众选择、过滤、阐释风险信号背后的诸多心理与社会因素，包括公众的人口学特征、直觉判断、社会信任、环境价值观、环境正义观、政治效能感，以及对当地地理、文化与生计脆弱性的感知。针对上述影响公众风险反应的因素，从媒介、公众与政府三重视角探讨风险传播治理的可能性。
本书近距离介绍了促进社会变革的多种对话方式和过程，包含深入介绍的10种对话方法，以及简要介绍的15种。这些方法既有原理作为支撑，也提供了大量的具体研究案例，包括深度民主、欣赏性探究、开放空间技术、前景规划、世界咖啡馆、和平学校，等等。本书为对话实践工作提供了基础，清楚区分了对话和其他的会话形式，鼓励人们由传统的互动模式转变为对话。本书的几位作者作为一个跨国对话实践团队，基于自己的实践，对在什么情况下应具体使用何种对话方法提供了指导，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专享的和不可或缺的资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兴起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农村出现了村民自治这一基层民主治理形式。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方式，依法自主管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其发展与推广过程中，有其艰巨性与复杂性。在中国乡村推行三十年后，当下，村民自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村民自治研究正伴随实践进行范式转换，由价值—制度范式向形式—条件范式转换。 徐勇教授二十余年来坚持不懈有关村民自治的调查研究，深入梳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产生、发展，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本书的上篇由徐勇教授的
本书分别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探索、现代化经济体系、全球化、减贫实践的中国贡献和 一带一路 倡议等方面全景式展示出中国道路成功背后的密码。本书认为，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现代化建设，还是全球化的中国实践、 一带一路 倡议、减贫实践的中国贡献等，都成功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束缚，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让世界瞩目的中国道路。
本书共分三编：上篇为基本概念，包括《论村庄社会关联》等；中篇为分析方法，包括《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等；下篇为实证研究，包括《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等。在这密密联结成网的21篇文章中，作者探讨了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问题，通过大量实地调查，试图理解当前中国农村的真实图景以及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站在中国农村本位的立场来观察和理解农村，从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角度来理解农村及农村政策和制度，从而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