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两部中国中古史的传世杰作，均撰写于抗战之时。亦为忧患之书。前书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后书是前书的姊妹篇，讨论了统治阶级、党派分野、内政外交诸专题，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之中。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下令，由谏官魏徵及大臣虞世南、褚遂良等从先前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中撷取经、史、诸子百家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编撰而成的一部作品。该书上起五帝，下迄晋代，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它是中国历史上一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的“四库全书”。书成，魏徵在序文中称其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 令人痛惜的是，随着唐朝的灭亡，该书曾在中国失传上千年。所幸当时的日本遣唐使将该书带回了日本，很快就被日本天皇及大臣奉为宝典，该书才得以保存下来。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更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更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