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先生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做一个“长时段”，用结构观念——针对特定范围的一种共时性设定——来研究中国历史和这种历史延续所生成的文化特征。创造性地运用“良知系统”“身体化”“和合性”等概念来总结中国文化中对“人”的设计和“二人”关系，并进一步延伸至对个体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对世界态度的分析与概括。其匠心独运之处在于，不是泛泛地罗列出这个民族的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用近乎千刀万剐的切割，给人以深处其间而欲全力挣脱的浓烈感觉，从而达到文化批判的深远诉求。

人生六十岁以后，就进入花甲之年。我这六十年来，人生经历和遭遇很特殊。也做过几件不平凡的事。这三十几年如果何新不存在，历史未必是现在这样子。中国当前的体质下，没有出现过我这样类型的人，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了。所以有人说何新是个圣人。 我现在凡所言、所写、所爱、所喜、所恨、所苦、所欲泣、所欲骂——皆非關自我，而是以大悲之心观世照世——为后世，为国家，为苍生。 我所著述不过是现代版的“盛世危言”，仅是向世人提供一种研究的线索，提供对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的一种新的观察视角而已。毕竟，对未来，我们这代人所留下的并非答案，而却是一系列待解决的问题。

十二年前，我曾向台湾的听众描述过这种笛声。应《联合报》之邀，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发表了一个有关昆曲的演讲。演讲之余，还与我所敬重的作家白先勇先生作了一次有关昆曲之美的长篇对谈，发表于《中国时报》。那是我次到台湾，《文化苦旅》还没有在那里出版，因此我留给台湾的印象是一个昆曲研究者。 十二年间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的主要精力投注在对人类各大文明废墟的实地考察上。忘了是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我得到消息，昆曲被联合国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消息，使我荒凉的心境间增添了一份滋润。我在万里之外，听到了来自苏州的笛声。 不久又听到另一个消息，世界遗产大会将在苏州召开。苏州有这个资格，种种理由中有一项，必与昆曲有关，我想。 回国后我又几度访问苏州。奇怪的是，似乎冥冥中已有安排，每次都遇到白先勇先

十二年前，我曾向台湾的听众描述过这种笛声。应《联合报》之邀，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发表了一个有关昆曲的演讲。演讲之余，还与我所敬重的作家白先勇先生作了一次有关昆曲之美的长篇对谈，发表于《中国时报》。那是我次到台湾，《文化苦旅》还没有在那里出版，因此我留给台湾的印象是一个昆曲研究者。 十二年间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的主要精力投注在对人类各大文明废墟的实地考察上。忘了是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我得到消息，昆曲被联合国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消息，使我荒凉的心境间增添了一份滋润。我在万里之外，听到了来自苏州的笛声。 不久又听到另一个消息，世界遗产大会将在苏州召开。苏州有这个资格，种种理由中有一项，必与昆曲有关，我想。 回国后我又几度访问苏州。奇怪的是，似乎冥冥中已有安排，每次都遇到白先勇先

本书运用文学文化学的方法深入探讨了巫楚文化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认为作为原始拜物教的巫楚文化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人的自然生命形式及其情感本质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沈从文的创作理念和文化观念，使其具有了自然拜物教的思想特色。这就是敬畏自然、崇尚情感，反对功利主义、追求纯正的现代审美理想主义文学观念和实践。绪论对巫楚文化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作历史性的事实分析，一至五章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自然、 “神”、“人”、历史和人文、现代社会几个方面对其思想和创作的文化哲学内涵进行细致剖析，结论对沈从文创作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作出基本总结。

这是一次全新的人文之旅 这是一抹深刻的文化记忆 这是一幅多彩的民俗画卷 本书以田野考察的写作方式，对胶南年画的传承区域、历史溯源、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年画传人以及濒危状况作了详纲的记述，并配有百余幅精美年画，融知识性、艺术性和鉴赏性于一体，具有珍藏和存世的价值。

本书是百家讲坛《鲍鹏山新说水浒》系列图书第二部，是作者在电视讲稿基础上精心加工、润色而成。内容包括三部分（即三个人物）：李逵、鲁智深、宋江。作者讲李逵，一片天真浪漫到底，两把板斧随意挥舞，想出手时便出手，可爱也很可怕。他目无王法，也不信王法，作者尤对导致其随意杀人、“不信王法”的黑暗社会做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作者讲鲁智深，像历史上两位大思想家李贽与清代金圣叹一样，偏爱有加，倾注了浓厚的感情。在作者眼里，鲁智深总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便出手。他遇事敢作，作后敢当，遇好人敢救，遇坏蛋敢杀。就是这样一个外貌长相粗鲁之人，恰恰有慧根、有佛性。作者讲宋江，说他极善于笼络天下英雄，具有一种领袖的气质和心态，并把他与其他两位梁山曾经的领导人王伦和晁盖作比较，得出宋江之所以最终能胜出一

在阅读的森林里摸索前行，需要热情，在摸索中不致迷失方向，需要主张，Net and Books，阅读的热情与主张。

本书概述了从太平天国革命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即1851-1930八十年间，中国妇女解放思想、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发展趋向，如妇女解放先觉从踏着父兄的思想足迹言说到女界真正独立，现代女性文学母体雏形的“横空出世”与最终确立等等，将这些空前的东西连缀起来，便使得这八十年间中国妇女解放思想与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见。读者对象：供高校社会学系师生及社会学专业读者使用参考。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属于两种异质文化，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化的取向便围绕着科学与人文的选择，陷入两难境地。本书就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之两难境地的专题展开了探讨。

有一类语文，它比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流传应用得广，它的作者和读者也比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多得多，但它在学校的语文课堂里学不到，更被排斥在文学和语言之外，被学问家视为“闲花野草”。 但是，千百年来百姓日用离不开它，文人雅士撇不下它，即便深沉高雅的文学作品也经常拿它来增色。 罗维扬先生积十年之功，搜集整理，披沙拣金，综合提炼出口诀.歌谣、串话、隐语、三字经、成语、四言韵语、联语、诗应用、诗制作、仿作、戏说、标榜、变异等十三种数十类主要的语文技艺，冠名日“非常语言语”，细说从头。 “非常语文”来自生活；是民间的、边缘的，也是人文的、精彩的；是原生态的、草根的，也是美妙的，有趣的；它寓教于乐，亦庄亦谐。

《评中西文化观》初版于1924年初，作者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全书共分四卷：卷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卷评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评章士钊的《农国辩》，第四卷总解释，属通论性质，从理论和历史的结合来阐明一种新的文化观。

本书是我国现今仅存的一部客观而又比较全面地介绍江湖行当、行话和内幕的书籍。 作者连阔如是我国的评书艺术家。20世纪30年代，他以云游客的笔名，在北平《时言报》发表长篇连载《江湖丛谈》。1938年由时言报社结集出版，共三集。这本书除了介绍北平天桥、天津三不管等地的变迁以及艺人小传、艺人生活状况外，还以大量的篇幅着重记述和揭露了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江湖行当的内幕以及危害社会的种种骗术，劝诫人们不要贪便宜上当受骗。 由于作者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一颗正直善良的心，他同江湖上的一些人又有很深的交往，所以他能透彻地了解江湖内幕，并勇敢地将它书写出来，公之于众，且该书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真实可信，因而颇受读者欢迎，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中医启蒙由认识汉字开始，中华文明的复兴从振兴中医开始。要研究中医，发皇古意，就必须先从最基本的词汇入手，需要我们唤醒那些沉睡的文字的原意。在现代语境下，在涉外教学看病过程中，徐文兵大夫随时会遭遇熟悉字词的陌生化情形。如“饥饿”，饥和饿有什么区别？思和想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区别，干吗要多造一个字？比如“魂魄”，魂是什么，魄又是什么？ 全书以“字”为线索，旁征博引，透过字义的解释，说明实际的中医养生之道，轻松易读，让你大长见识。

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机、越来越严苛的机场安检措施、传染病疫苗的各种传。言……我们每天都在见证这个社会的恐惧。新闻永远在播报：最近又有一起发生在家里的犯罪案件、恐怖主义的威胁又在上升，等等之类。这一切都在不断提醒我们：我们面临环境越来越危险。 事实上，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最安全的，在这个安全的时代，诞生出了一种恐惧文化，更可悲的是，社会增加了对危险事件的防范，但是防范本身却加强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如果说人要也就罢了，可是为什么恐怖小说、惊悚电影却大行其道呢?为什么人们在逃避恐惧的同时又在追逐恐惧? 拉斯·史文德森，一位睿智的挪威学者，在《恐惧的哲学》一书中，为我们展示了他的分析。透过恐惧，我们能看到更多世界的真相。

本书取其中一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为全书之名，实涵有两重意思。是“两个世界论”为全书的中心理论，其他诸篇多少都是环绕着这一中心而产生的。第二是作者曾指出，不但《红楼梦》本身具有两个世界，红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曹雪芹所在经历过的历史世界，一个则是他的虚构的艺术世界。前者一向是红学考证的对象，后者则是本书特点关注之所在。《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是分不开的，红学研究中的两个世界也同样无法截然划分。所以本书中有几篇讨论曹雪芹生平和所谓“脂批”的文字正是属于传统红学考证的范围。这些考证文学都是为“两个世界论”服务的，因为它们同样具有摧破“自传说”的作用。自传派的红学考证从来就不是纯粹客观的东西，它是在“自传说”大前提的指导之下搜罗所谓“证据”。因此有时不免曲解证据，甚至把

本书考察了林浯堂家乡的独特地域：文化环境、良好的家庭氛围对他的熏陶和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为读者介绍了其“两脚踏东西文化”这—文化观的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本书从日常生活、情感方式、、文化译介、文学艺术和思想信仰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林语堂在中西文化融会沟通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指出林语堂认为东、西方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元”，它们“异中有同”，而又“同中有异”，是可以互通、互融和互补的，从而可以达到建没更加健康合理的人类新文化的目的。

上海酒吧所代表的空间，不是单纯、被动的地理环境，而是消费主义全方位地进驻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一个绝妙注脚。它一方面向全球化的文化想象敞开了意义的通道，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性知识的重建提供了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