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是调查研究的典范，他们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精神以及方法值得今天的领导干部学习和借鉴。本书是《学习时报》刊发的中共党史权威专家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六位开国元勋的调查与研究文章的结集。

《历史从殿堂走向民间》共分部分:历史从殿堂走向民间：这是从总的理论方面阐述的；历史教学指导：这是近年我国教育新课改后我参加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大象出版社等历史教科书的一些心得体会；外历史教科书研究：这是我对我国大陆和香港地区以及韩国历史教科书的专题研究，指出我国和邻国一些历史教科书的特点、长处和如何加强同邻国历史教科书上一些不同历史观点的交流。上述内容只是我一家之言，诚恳希望海内外专家指教。

命运总是当下存在，并在冥冥中决定着被支配者的未来，已经过去的命运，就不再成其为命运。因此，政治史学以某个当前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个案，以文学性的纪事笔法来探究城邦或共和政制的基本难题，有如在与城邦或共和国的命运搏斗。 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阴谋》揭示了共和国政治高层的腐败与政变的关系，《朱古达战争》揭示了共和国军事高层的腐败与战事的关系——两书关注的都是共和国领导阶层的道德品质问题。撒路斯特的两部纪事让人们看到：优良的政制首先取决于领导阶层的德性品质，共和国领导阶层的品德败坏必将断送共和政制。反过来说，共和政制再，如果领导阶层品德败坏，共和政制必然会衰败。

本书原名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初版于1987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20世纪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派和历史写作做了成功的梳理，并作出精湛的批评。所谓新史学和旧史学并不能确指具体的历史学派和历史研究与写作的方法，因为总会有更多新新史学产生，使原来的“新史学”变成“旧史学”。因此在2004年的修订版中，作者增补了4篇文章，它们分别论述了后现代主义、世界主义、修正主义和“历史的终结”，阐释了新史学和旧史学的变种。

史学：文化中的文化。 这一书名所示，它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史学史。史学史，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属于学术史的范畴，它应该如何写作，似无定规。周谷城先生在说及世界文化史写作的困难时这样说道：“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不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反而使学者、专家易于着笔或易于发挥各个的性。

本书原名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初版于1987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20世纪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派和历史写作做了成功的梳理，并作出精湛的批评。所谓新史学和旧史学并不能确指具体的历史学派和历史研究与写作的方法，因为总会有更多新新史学产生，使原来的“新史学”变成“旧史学”。因此在2004年的修订版中，作者增补了4篇文章，它们分别论述了后现代主义、世界主义、修正主义和“历史的终结”，阐释了新史学和旧史学的变种。

《西方史学史》是个不容易对付的挑战。坦率地说，在应承下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是没底气的，因为我虽然对西方史学史有浓厚兴趣，也教过这方面的课程，并写了本关于古典史学的书以及个别文章，但对于进入这本书中的史学大家们，除了少数人我较为熟悉之外，多数并不真正了解，原因是没有认真、投入地研读过他们的原著，害怕出海客谈瀛洲、误人子弟的笑话。刘家和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迎战的勇气。他举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序中的一段诚恳的交代：“我毫不怀疑，很多人对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除了菜布尼兹之外——都比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这就成为应该谨守缄默的充分理由，那么结果就会没有人可以论述某一狭隘的历史片段范围以外的东西了”。我当然远没有罗素的渊博和睿智，但罗素的求实态度却使我感动，给我启发：天下没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