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对敦煌邈真赞进行词语注释和现代汉语的翻译。作者认为敦煌邈真赞不仅具有相当重要的晚唐五代时期历史资料价值，原始语言材料上的词汇学研究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目前人们对这一文化遗产关注不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传播不够，很多人对此尚不了解；二是阅读方面的障碍。本稿以陈尚君主编的《全唐文补编》为底本，同时参以《敦煌碑铭赞辑释》和《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二书，兼采蒋礼鸿、张涌泉等专家的研究成果，从文学、文化的角度对敦煌邈真赞文本进行全文梳理，对词语进行注释，翻译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专释敦煌邈真赞二十一位有明确作者的六十七篇、阙名的二十五篇，总九十二篇邈真赞作品。鉴于大多数读者的接受和传播，本书以简体横排本出现。
唐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印度佛教艺术随丝绸之路东传中原，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出现了崭新的艺术面貌。作为中原文化在陇西的堡垒——敦煌，受到了深远影响。敦煌壁画中菩萨、飞天、乐舞伎的形象，在唐代逐渐趋于女性化，富含美感，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欣赏趣味，其造型、装扮深深打上了中西融合的烙印。阮立编著的《唐敦煌壁画女性形象研究》对画史中唐人“以丰肥为美”的惯性思维提出质疑，并通过大量的文史和图像资料进行分析论述。敦煌莫高窟唐代艺术，是当时佛教艺术兴盛和繁荣的里程碑，同时又是中国古代绘画的重要遗产，是由无数的民间艺术家呕心沥血的结晶，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意识，也高度体现了民间艺术家充满智慧的创造性和丰富生动的表现力。在敦煌壁画中塑造了美神形象的典型代表，其中菩
“敦煌与丝路文化讲座”是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等单位主办，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承办的旨在弘扬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系列讲座，本书即为这些讲稿的结集。这些讲座的主讲人均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讲座内容涉及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学术性，是读者了解敦煌学和丝路文化知识的窗口，也是广大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资料。
1900年6月22日，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一丈见方、六尺多高的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就是所谓的 敦煌遗书 。《石室写经 敦煌遗书》即对敦煌遗书的内容、时限和形态进行了概述，对敦煌宗教文献、历史地理文书、社会史文书、俗文学文献、科技文献、敦煌写本四部书的内容和价值分别进行了介绍，同时也介绍了敦煌遗书在世界各地的收藏情况，重点对一些有价值、有趣味的作品进行了赏析。
大足石窟与敦煌石窟在宗教造像中，都存在大量的民俗内容。大足的民俗内容主要是宋代巴蜀民俗的表现，敦煌的主要是北朝以来北方或唐时民俗的艺术写照。如宝顶大佛湾第30号牧牛图，表现的是佛教修心养性、调伏心意的功夫。但是，从图像本身来说，却完全是一幅悠闲自在、情趣高远的牧牛图景。 敦煌艺术风格有从北朝时期的西域风格到北魏晚期传入的中原风格以及高峰期的盛唐风格，及其后的藏密风格等，不一而足，但宋代以后则缺乏创造。盛唐以前各类风格的作品，大足基本阙如。大足宋以后各类风格的作品特别是宋代的作品，上接敦煌艺术的盛期，完成了中国石窟艺术后一个环节的创造，在佛教艺术南方化和佛道儒的融合上厥功甚伟，是对中国石窟艺术的杰出贡献。 敦煌与大足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北朝以来中国石窟艺术发展的链条。敦
《波罗提木叉经》，是佛教典籍中极古老的经典，是律藏的重要部分，对于出家众的身心修持，僧伽的延续与扩展，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古藏文文献法藏P．t．903《根本萨婆多部律摄》是《波罗提木叉经》(汉译中常见的“戒本”、“戒经”)的注疏之作。《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又称《有部律摄》。主要解释有部之戒本，阐析有部律之精要。 这部《根本萨婆多部律摄》是古印度论师胜友所著，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印度亲教师希兰陀罗菩提和吐蕃大译师白若杂纳在桑耶寺译经院由梵文译成藏文，后来由克什米尔堪布贾纳希兰巴扎、大译师贾巴希热、释迦希年等高僧以这部白若杂纳等译《根本萨波多部律摄》作为基础，依据梵文原文对其进行了校译，现已编入北京版《大藏经》第120卷和德格版《大藏经》第4105卷等。
《换个姿势看敦煌：川报观察 敦煌100讲 精选》是从川报观察 敦煌100讲 中精选出四十篇，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带领读者欣赏丝绸之路上的瑰宝 敦煌莫高窟及瓜州县榆林窟的壁画、雕塑等珍贵文物。本书文字通俗易懂，结合中国古代文史哲知识，穿插故事，以流畅的语言讲解两窟壁画和雕塑的寓意、内涵、技法、中西交流、历史价值等，能够使读者在愉悦的阅读过程中充分欣赏到这些丝绸之路上的艺术瑰宝，增加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之情。
敦煌遗书，又称敦煌卷子、敦煌文书、敦煌文献等，指敦煌的古代先民遗留下来的经卷和文书。敦煌遗书于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始发现，多为手写文本，也有少量雕版印刷文本和拓本。其书写或抄写年代上迄公元393年，下至公元1002年，主要是宗教文献，其他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古籍等诸多方面。敦煌遗书虽属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稀世珍宝，但当1900年它被发现时，我国正处于清末积弱时期，列强的侵略与瓜分不断加剧，因此，敦煌遗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大肆掠夺和破坏，导致总数六万多件中至少有四万多件流失海外，留下千古浩叹。
敦煌是人一生必去的若干个地方之一，去敦煌旅游是很多人的梦想。敦煌旅游热近年逐渐升温，并将长期持续下去。但当人们真正到了敦煌，进入莫高窟之后，密集的佛教艺术信息骤然袭来，往往感到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本书将为你提供一套让普通人走进敦煌、读懂敦煌的真正大众的通俗读本。 本书是 走近敦煌丛书 之《遗响千年 敦煌的影响》，书中介绍了敦煌文化的巨大贡献和它在中国和世界上产生的深远影响，如敦煌学的产生及各国学术概况，敦煌艺术光辉照耀下的文学艺术作品(如井上靖的小说《敦煌》、舞剧《丝路花雨》，有关诗歌和绘画等)，中外文化艺术名人与敦煌的故事等。
敦煌文獻是20世紀中國的四大學術發現之一，由於它寫作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唐五代時期，又是非常難得的“同時资料”，多為時人所書所寫，并且原樣保存到今天，故對彌補傳世典籍記載的不足、研究唐五代時期的語言和社會生活有着不可估量的學術價值。《敦煌文獻服飾詞研究》(作者葉嬌)運用敦煌文獻，首次對敦煌文獻中的服飾詞作了全面系統的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獻服飾詞研究》分上下兩部分，上編為總論篇，全面總結和闡述敦煌文獻所見服飾詞的用字特徵、文化特徵，服飾詞的構成和應用及其研究價值。下編為考釋篇，分作頭衣、體衣、足衣、飾物四個系列，對敦煌文獻中的服飾詞進行了較为詳盡的考釋，試圖真實反映唐五代時期語言使用的原貌和百姓的著裝風情。本書無論是對名物訓詁的研究、字典辭書的編纂，還是對服飾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
余杰，1973年10月3日生于成都平原一个小镇。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虽身居校园，却时刻关注时代和人生。这里所说的“抽屉文学”，主要是指他在大学时代所写的一系列散文，包括随笔，笔记，杂文，论文等，收入他自己油印的四本集子《行者手记》《明天》、《远方》、《思人》。文中“所思所想 ,所呼所喊 ,无不字字锋芒，不留余地” 于是，一方面他的行文中充满了赤诚率直的青春朝气，而另一方面，又往往表现出思路见解的离经叛道和偏激浅稚，所以大多难以发表，只能抽屉深深锁文章，故而得来“抽屉文学”之名。后来由于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为20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轰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原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敦煌学研究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一直领导着学术潮流。敦煌文献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作为敦煌学研究对象一直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莫高窟的精灵：一千年的敦煌梦》意欲表现一个多世纪以来，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为敦煌的保护、研究事业而殚精竭虑的动人故事，真实而全面地再现了凝聚在这些人身上的为民族文化事业勇于牺牲、敢于承担的优秀品质。重点刻画了张大干、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席臻贯等一代又一代敦煌学者鲜活的感人形象。他们是艺术的精灵，民族的精灵，他们在神秘莫测的佛窟里，以萨缍那太子舍身饲虎的精神，演绎了一场人类艺术*为动人心魄的活剧。 同时，杰出的美术大师董希文、文学大师沈从文、建筑大师梁思成、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都曾深入莫高窟，或考察，或临摹，颇多收获，丰富了敦煌艺术研究的内容和艺术形态。 新时期以来，一批青年学者继承前辈矢志不渝的精神，投身敦煌艺术的研究、保护事业，以其开阔的视野和灵动的思维为敦煌艺术的传
本课题是北京大学白化文教授在指导我修习硕士研究生期间指定的。在北大求学的七年（1982-1989年）是我永久感怀的美好时光，在白先生和师母李鼎霞老师训导呵护下的研究生学习阶段尤其难忘。李老师是白先生的大学同班同学，慈爱随和，与白先生一样令我景仰敬爱。回想起来，1988年提交给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第三次年会的《敦煌经卷所附感应记校释》一文即是在白先生悉心指导下写就，并由李老师以隽秀工整的楷书抄写而成，二十年前的温馨犹如昨日。只是我生而不敏，对本课题难度又估计不足，竟在纷然俗务中将此项工作延宕多年，实在有愧于恩师的期待。好在两位老人家一向对后辈宽容体恤，本稿写成后白先生不仅作为评审专家小组的组长进行了认真评阅，还特为写序。师恩难报，鲁钝木讷的我铭感于心。
本文以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为中心，持之与《帝范》、《臣轨》、《珠玉抄》、《新集文词九经抄》等通俗教育读本相比较，探讨唐代知识体系的构成、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建构及其在维护政治统治秩序方面的作用。研究表明，唐王朝通过文化知识和道德伦理教育，使得唐代广大庶民阶层不仅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知识，而且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从而确立了唐代社会的文化知识基础和道德伦理规范，反过来，这又为建立政治秩序与典籍秩序统一的新国家起到了关键的纽带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