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内容则力求通俗易懂，结合现实生活，挖掘古代经典的当代意义，拉近经典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重视家庭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早在周朝便出现了 家训 。南北朝时，《颜氏家训》问世，从此受到历代人们的推崇。宋代晁公武称《颜氏家训》： 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一训子孙。 明人傅太平在其刻印本序中说： 盖〈序致〉至终篇，罔不折衷古今，会理道焉，是可范矣。 清人赵曦明在《抱经堂丛书?颜氏家训?跋》中誉其为： 苟非大愚不灵，未有读之而不知兴起者。 根据这些评论，《颜氏家训》无论是 立身治家之法
《说文解字》作为我国部系统的文字学著作流传至今已历一千七八百年之久，始终保持着在研究古代语言、文字、文献、文化上的巨大权威性。而《说文解字考正》是对《说文解字》的考正和整理，使《说文解字》更加完美。 本书以东北师大图书馆藏“羊城西湖街富文斋刊印”一篆一行本《说文解字》为底本，广泛利用百年来研究成果，次对《说文解字》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考证。本书直录原文，对其正篆和重文说解的不当处加以“案语”，详细说明，为读者提供了一部没有知识错误的《说文解字》为方便使用，本书施以新式标点，加注拼音，且有部分检字表和拼音检字表。
二十世纪初，中国语言学开始冲破传统文字、音韵、训诂的藩篱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转变的过程中，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高氏原著是用法文写的，能在中国语言学界广泛流传，并且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主要应该归功于趟元任、罗常培和李方桂这三位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为我们把高氏原著译成这部比原着学术价值更高的中译本。 这部煌煌巨着共分四卷，前两卷原是高氏26岁时写的博士论文，论文通过后又接着写出第三卷。前三卷从1915年起分三年陆续出版，第四卷“方言字汇”是资料性质的，到1926年才正式出版。在这四卷中，第三卷能体现出高氏对古汉语语音构拟的思路和方法，是全书的重点。高氏后来对前两卷的内容也并不满意，曾经建议在中译本裹把第二卷全删去，重写一个很简短的语音说明
本书是一部着重实用的训诂学著作。除了对训诂学的性质、范围、起因、功能和基本概念作一般的论述外，更对训诂方法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本书特别介绍了训诂实践所必需的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同时，又闢专章论述训诂学在古书阅读、古籍整理、辞书编写等方面的应用。在讲述训诂学知识时，注意吸收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大量证引训诂学上典型的实例，供学者参比。
《高郵王氏遗书》，上虞羅振玉辑印。公元1922年，羅振玉從江姓手中購得高郵王氏父子未刊丛稿一箱，其中的写定稿，经整理篇次，于1-25年排印出版，即《高邮王氏父遗书》。 《遗书》按内容和文同体分类，大致可从分为三大部分。部分是高邮王氏的家状志传。即《王氏六叶传状碑志集》六卷；第二部分是王念孙的学术著作三种，即《方言疏证补》一卷、《释大》八篇，《毛诗群经朾辞古韵谱》二卷；第三部分是高邮王氏祖孙三代（安国、念孙、引之）的遣文，即《王文肃公遗文》一卷，《王石臞先生遗文》四卷并《丁亥计钞》一卷，《王文简公文集》四卷并附録一卷。全书总计二十八卷（篇）。
《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不论收书的内容、图书的来源、图书的分类标准、各自的“总目”和“提要”，以及编纂者的学术观点和立场均有较大的差异。由于《四库全书荟要》在1949年后一直藏在台湾，大陆学者一般不易见到。另外该书没有独立的总目和提要，所以过去很少有人关注它。南京师范大学的江庆柏先生长期从事清代文献研究，他在教学之余，带领学生把每一部书前面的提要汇集起来，编为一集，详加校点。另外，为了方便研究者使用，他又拿《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进行比较，制作了四种对照表。从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乾隆时期文化政策的变化。
本书参照《蒙古字韵》（一三零八年）等八思巴汉语资料，分析《古今韵会举要》（以下简称《韵会》，一二九七年）的语音系统，根据《韵会》音系提供的内证，证明《韵会》是一部熔等韵与当时的实际语音为一炉的修定本《礼部韵略》。《韵会》的编纂，代表了宋元语音学研究的水准。 《韵会》荟萃了对于它来说是“古韵”的中古韵与与它产生时代相近的诸方语音的“今韵”，其音系反映的语音格局，是既复杂又不同于以往或者同时的任何一种韵书的。《韵会》音系形成的背景，乃是作为汉语中古语音代表的《切韵》（六零一年）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再现。《切韵》的语音，是魏晋至隋即所谓汉语中古音时期的标准语音的代表，而《韵会》的语音，则很可能是近古时期很接近南宋都城临安音的当时闽、浙、赣交界区域的通语。本书认为，《韵会》在语音
一，本书以一八六一年（清咸豊十一年）原刊本为底本，参校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北京龙威阁刊本及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日本中国使馆铅印本。 二，本书记事采用纲目体，目例低纲一格，今仍其旧。其著者论断，改用小字低两格，以清眉目。原刻因尊清空格或另行顶格者，悉改连接。 三，原书避清帝名讳之手，如“颙”作“容”，“玄”作“元”，“胤”作“允”，“弘”作“宏”等；及著者因遵当时功令改易明人指斥满族之字，如“夷”作“彝”或“裔”，“虚”作“卤”，“胡”作“湖”等；旧日敌视少数兄弟民族所用之字，如“回回”作“迥迥”，“罗倮”作“猡猓”等；均为一律更正。 四，原刻于人名、地名、官名、日期等存疑之字，率皆阙文，兹以“口”记号代之；其可订补者，所补字用括号注于阙文之下。其它显然讹误之字
《汗简》和《古文四声韵》这两部传抄古文字书，自宋代成书後，研究者对其贬褒不一，但批判、怀疑的观点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战国文字研究的兴起，人们才重新认识到二书的价值。特别是近年来，由於大批量战国简帛资料的研究热潮持续不衰，《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利用其中的传抄古文与出土古文字互证，已成为古文字学领域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本书请李零、刘新光生先做了校勘和通栓，并对其作了修订。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说文释例》二十卷，清王筠撰。王筠（一七八四一八五四），字贯山，号菉友，山东安邱人。道光元年（一八二○）举人，曾经在山西的鄉宁、徐沟、曲沃等地做过知县。 清代的“说文学”在乾嘉时代形成了一个高潮。当时，严可均撰《说文校议》、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桂馥撰《说文解字义证》，妙义纷披，各有成就。但这三部书都是就《说文解字》本身的坎序，逐字注解考释，尚不能打破《说文》原来的坎序，“通其条贯”，直接分析《说文》的体例，探讨文字学本身的规律。虽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多涉及“通例”，但非专书。 王筠的《说文释例》就是一部发展了段玉裁“通例”说，专门探讨《说文》体例和文字学规律的著作。全书共二十卷，分四十多种条例来探索《说文》的体例和文字学规律。书中不乏精义，这里举一条例子
《王澧华评点曾国藩批牍》选取了“团练”、“治军”、“战守”、“招募与招降”、“哗饷与镇抚”、“救灾与善后”、“行政”、“审案”与“洋务”9个专题，从曾国藩现存的1137篇批示中，选录163篇。每一类先有短文介绍，每一篇先作叙述，理清背景和事实，然后着重点评曾国藩批示的用意、特点与风格。所选批示的对象，有省级文职高官布政使以至道台、太守与县令、县丞，有省级武职高官提督以至总兵、副将与参将、游击，也有平民百姓、讼棍地痞；有不服在籍侍郎指派的家乡父母官，有看当朝元老脸色行事的官场老油条，也有劳苦功高的多年老部下；有的是军纪督察，有的是官风纠察，有的是官德教导，有的是军务指示，更有税务征收、漕粮催缴以及洋务交涉、教案处置与海防筹划。这里有故事，有人物，有经验体会，也有失误与不足，还有形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