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词史上，辛弃疾历来以豪放著称。而 豪放 既体现为由题材、意境、情感等有机结合所呈现的创作风格，又体现为一种放笔快意、摆脱束缚的创作个性。 辛弃疾在词体写作上如此全方位、大尺度的出位与突破，无怪乎时人评曰： 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 (徐鱿《词苑丛谈》引)苏轼 以诗为词 ，辛弃疾 以文为词 ，为通行既久、已成习套的词体开出新境，使词的创作摆脱羁绊，进入自由的境界，从而带来了宋词繁荣发达、多姿多态的昌盛局面。
陶渊明，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诗品》评语）。谢灵运， 性情渐隐，声色大开 的 诗运转关 者（《说诗晬语》评语）。鲍照， 乐府*手 （《古诗归》评语）。此三者，分别是田园诗、山水诗、七言诗的开创者或重要奠基人，上承诗骚余绪、汉魏风骨，下启晋宋以降千年文坛，影响深远而各具特色，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等著名均受其沾溉。《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诗文选评》遴选三家菁华，编年系月，精注细评，于文字间赏奇析疑，置历史中论事评人，犹如三部微型评传，堪为中古文学导游。
欧阳修堪称做到 立德、立功、立言 三不朽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一生与 庆历新政 、 诗文革新运动 等北宋政坛、文坛大事紧密相关。《欧阳修诗词文选评》是黄进德先生继《欧阳修评传》后推出的欧公作品选评读物。该书将欧公一生分为六个时期，精选诗、词、文、赋代表作品共52篇，其中有关切民瘼、反映历史的《食糟民》《边户》，有恢诡谲怪、媲美李白的《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秋声赋》，有义正辞严、宁死不屈的《与高司谏书》《朋党论》，有怀念亲友、感慨淋漓的《苏氏文集序》《寄石曼卿文》，有恬淡自得、任性顺情的《醉翁亭记》《六一居士传》，有托物寓意、借史抒怀的《憎苍蝇赋》《再和明妃曲》等等，加以扼要的注释、精当的品评，让读者窥见一代文宗的丰富人生以及北宋中期的政坛风云，确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辛弃疾一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而终生不被重用，发为歌词，悲壮激越。本书以生平叙述统领名篇注释评析，见解独特。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皆选取中国文学史中的一流大家，延请国内知名文史学者，以生平事迹为线索，对其作品进行选注选评。一本在手，便可对这些大家的生平事迹、作品风貌有全面的了解。
周邦彦是继苏轼之后的词坛新领袖。他有深厚的辞章修养，妙解音律，有 顾曲周郎 之誉。他作词既重篇章辞句，又重音律之美；能清能丽，亦雅亦俗。从风格情调和艺术技巧上来看，他的词的确称得上是当行本色的好词。本书收入周邦彦在各个时期创作的各种风格的词作共80首，注释简洁明了，评点短小精悍，尤能发掘清真词的隐微。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皆选取中国文学史中的一流大家，延请国内知名文史学者，以生平事迹为线索，对其作品进行选注选评。一本在手，便可对这些大家的生平事迹、作品风貌有全面的了解。
本书实为王逊直叔侄《楚辞评注》十卷的批点本，作者胡濬源认为研究楚辞应求之于 史传 和 本辞 ，论述处处从史料出发，十分重视《史记》，核定屈赋二十五篇之数。同时注意以内文互证法把握作品主旨脉络，时以统计关键词法拈出文眼和线索，多有深见明识。
《人间词话》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一部文学批评经典著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我国近代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他用传统的词话形式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对20世纪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书是一部知识性作品。除了词的写作和欣赏方面的知识不属本书讨论范围，没有涉及，其余有关词的基本知识，在本书里几乎都谈到了。其中还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词的格律。由于词律和诗律、词韵和诗韵有密切的关系，也扼要地介绍了诗的格律和诗韵。书后附录《时古对类》和《声律发蒙》两部声律启蒙读物。
本书由清初徐釚撰。徐釚字电发，号虹亭，吴江人。康熙乙未召试博学宏词，授翰林院检讨。是书搜辑词家掌故，分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辨正、谐谑、外编七门。采摭繁富，援据详明，足为论词者总汇。但其征引旧文，乃随时抄撮所成，未尽注明出处，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有感于此，乃根据作者所引之原始文献，详加校勘，且注明出处，堪称《词苑丛谈》之定本。
本书以五个分册、一百余万字的规模，试图对同词体诞生之后、整个词体文学“被研究”的因史（从唐五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21世纪之初》进行总结，并梳理出一条“史”的脉络，换言之，是想通过对现有资料的辩析与评价，扫描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概貌，归纳其研究特点甚或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力争将历代词的研究历史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来，以便为将来撰写更加完备的词学学术史奠定基础。 本书是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之一，“史稿”这部学术史著作着眼于“通”和“全”，它由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清五个断代分册组合而成，是一部词体文学研究通史。本书是“金元”部分，阐述了由“金元”至 21世纪初的金元词研究，全书眼界广远，资料丰盈，脉络明晰，评析精当，编纂得体，为国内外词学研究者和读者群体，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是比
本书对清词的若干重要方面进行了考察，内容包括政治词、咏物词、艳词、妇女词、选本及清词流派等，力图使所论述的对象具有代表性，以便从不同角度，认证清词超越前代之处，探索清词发展的本质精神，说明清词中兴的意义，从而对清词得出较为明晰的认识。与此相应，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选择了“中观”，即在弄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将问题提到一定的高度，力求进行带有规律性的总结。就写作意图来说，希望避免过于空泛和过于琐屑两种倾向，以使本书的论述能够既踏实，又有一定的理论性。另外，始终坚持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探讨文学现象，同时将创作和理论视为一个整体，通过对创作影响理论，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创作，二者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过程的揭示，找出文学史发展的自身逻辑，这也是本书所特别追求的一个方面。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其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已成为整个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探索自然、认知社会的触角不断深入，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发掘传统文化宝藏，汲取更多的智慧和精神力量，来进行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从而获取成功。 传统文化经典很多，就存在一个轻重缓急和选择的问题，不赞成搞什么“百种”或“50种”，武断地制造一个封闭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宝库应当是开放的，其中异彩纷呈，玉蕴珠藏。本套丛书批20种，只能说是向广大读者奉献的基本的、应当先了解的经典作品。 本书采用现代白话文进行注释和赏析，文字更浅显易懂，对部分通假字直接做了改换，并对每位词作者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喜欢。
《学生古诗文丛书：宋词一百首》精选了100首为脍炙人口的宋词，涵盖的背诵篇目。用轻松、新颖的形式，详细加以解释和导读，以帮助小读者更好地理解宋词，同时也便于家长全面地进行辅导。 全书分为一下几个个部分： 一是“宋词和拼音”。我们对原词全部进行了注音，由于对宋词中的个别词语有不同的理解，我们择善而从，尽量按照通常的理解来注音。 二是“注释”，我们对一些学生比较难解的词语进行了解释。 三是“词意素描”，我们把宋词改写成一篇充满诗意的白话散文，把翻译解释融合在散文中。这样，一方面可以把宋词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另一方面，也给平时的练习和考试中常常出现的“把宋词改写成散文”，提供了一个借鉴。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市）。其祖先河东柳氏在南北朝时期为北方著名士族，与薛、裴二姓并称为“河东三著姓”（元稹《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柳宗元也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柳宗元《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 柳宗元的高祖柳子夏，唐初任徐州长史。柳子夏的叔伯兄弟柳爽，贞观时为中书舍人，高宗李治朝做过宰相。他的外甥女王氏，就是李治的皇后。仅高宗一朝，柳氏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多人。王皇后被疏忌至废，柳奭与诸位元老重臣均遭武则天贬黜，柳氏一族损失惨重。“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柳宗元《送獬序》）。自此之后，柳氏一族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降到普通土族官僚阶层。 柳宗元祖父柳察躬，曾任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县
沁园春、惜余欢、水龙吟、看花回、念奴娇、昼夜乐、逍遥乐、雨中花慢、醉蓬莱等。
黄庭坚（一○四五——一一○五）字鲁直，号涪翁，江西修水人。因游*皖山谷寺石中涧，乐其泉石之胜，又自号山谷道人。北宋诗人，创江西诗派。书法以行草著称，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用笔以侧险取势，纵横拗崛，自称[晚入峡见长年荡桨，乃悟书法]。传世墨迹有《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诗》、《廉颇閵相如传》、《诸上座》等等。《松风阁诗帖》是其行书代表作。 《松风阁帖》是黄山谷自书诗翰，粉花白纸迹卷，行书二十九行，字大如小拳，结体中宫紧敛，四周舒放，呈放射状拓展，笔者以为他甚得柳诚悬神韵。用笔工稳圆通，饶有《痤鹤铭》雅韵。真迹清入内府，刻入《三希堂法帖》，现藏台湾省。
《东瓯词徵》稿本选材广泛，有歌颂爱国主义和表彰忠臣、烈士、清官的；有描写祖国和家乡的壮丽河山的；有追求纯真爱情的；有揭露官场社会黑暗、鞭挞奸诈丑恶现象的。但用现在的观点有与认识来审视它，它自有许多不足之处，如把一些明显带有迷信色彩的词收进去，编排方面也不尽合理，另外还有几首曲也混编在内了。但总的说来，这部《东瓯词徵》的编辑态度是主真严肃的，所收集的词的内容，总体上还是健康向上的，没有一句淫诲下流的词句。八十年前的知识分子，具有这样的识见，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在编校过程中，点校者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1.由于《东瓯词徵》稿本是在上世纪初期编辑的，薛钟斗先生虽然博学多才，但受到客观条件限制，掌握文献的信息量毕竟有限，所以就不免有所遗漏，温州历史上许多词家的作品还有很多未被发掘出来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用传统的词话形式以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