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这 近乎 的对称了： 初，来自印度的殖民地官员前往中国，研究中国茶叶的制作方法；在近乎一个世纪后，中国的改革者造访了印度茶区，并做了同样的事。 帝国的命数变化如何影响茶产业？反过来，茶叶如何在 宏大的政治经济学议程、 的发展和对国外资本的抵制中发挥作用？中国与印度的观察者是如何逐步理解过去数十年来高强度 整合进程中的冲突与巨变？本书聚焦19世纪末、20世纪初 市场下中印茶产业的激烈竞争，从 史、经济史、比较史的角度书写，探寻跨大西洋史观外关于劳动生产政治、经济史观、资本主义与 现代性的可能性。 作者以中国地方文献、清廷政客的奏章、清末文人的思想著作、殖民印度官方往来的信函、茶企业备忘录、印度文学等各类文献材料为基础，聚焦当时 消费者热捧与投资者青睐的 性商品——茶叶，刻画了一段中国手工

是什么让我们感到快乐?又是什么让我们感到悲伤? 我们怎样才能感受到热情呢? 是什么让我们充满了欲望、愤怒、恐惧或温情呢? 传统的行为科学与认知神经科学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心智考古学：人类情绪的神经演化起源》主张理解大脑的演化是解开大脑工作机制之奥秘的关键点，所以作者对从啮齿动物到哺乳动物的行为和机能解剖做了详尽的比较研究，并提出了极具洞察力的理论，从而解释了动机、情绪和自动反应的皮层下操作平台与演化生成的新生事物——皮质之间的关系。书中对探索、恐惧、愤怒、欲望、关怀、惊慌和嬉戏等基本情绪如何引导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的情感生活提供了一种易于理解的解释。

《从游集》为纪念北大袁行霈教授八十华诞所编论文集，共收论文30篇，作者均为袁行霈先生弟子，据其入学先后编排。教育家梅贻琦云：“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 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从游集》取义于此。通过弟子们的回忆文章，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当代学林掌故，还可以近距离一睹学术大家袁行霈先生的师表风采。

中法战争结束，清廷丧失了南洋舰队与马尾造船厂，使清廷东南及台湾的海防吃紧。在这个情势下，台湾建省，加强建设与海防，澎湖设总兵，使台、澎面对外敌至少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以自保，不至于蹈中法战争的覆辙——被割断与大陆间的补给路线后，陷入恐慌。清廷复先后派刘铭传、邵友濂等当时的人才为福建台湾巡抚，加强治台、防台，可惜的是建设尚未上轨道，甲午战争即爆发，台湾虽不是战场，却仍成为被割让的牺牲品。 本书的优点是作者将台湾海防置于清朝东南海防的背景中来探讨，不孤立或特殊化台湾在清朝海防中的地位；另方面也不忽视台湾处在中国边陲及列强环伺下的独特性，掌握到台湾海防的特质；其次作者使用不少一手史料后制作翔实的表来支持其论点，使这本书除具有创见外也具有资料的参考价值，以硕士论文而言，堪称佳作。

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暨汉唐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全书从中国古代历史演进的角度，全面探讨了汉唐时代历史的魅力、汉唐盛世的历史内涵，以及汉唐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制度、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本书的特点是，打破朝代断限的研究传统，探索新的研究方式，在回归原典的同时，注重新史料的整理和解读。

《艺术史的另一半》从女艺术家的视角出发进行艺术史科普，不仅介绍艺术 的重要事件与流派，还通过23位女艺术家的故事，带你一览从洞穴绘画到现代主义雕塑的艺术史。这本书也尝试回答艺术 一个 的蠢问题：“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如果有，是什么样的社会与个人生活的限制，使得她们在艺术史叙事中被遮蔽？

《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为“抗日战争专题研究”丛书之一。本书分析了晚清至抗战时期的美洲侨情，研究抗战时期美洲华侨抗日团体的兴建与发展，重点阐述美洲华侨在各居住地采取多种方式支持祖国抗战，包括战时美洲华侨的国民外交运动，美洲华侨对祖国的财力捐输、物力支援与归国直接参战等，探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洲华侨与侨居地人民并肩战斗的历史，并考察抗日战争时期美洲华侨开展的大规模的救乡运动。

本书是“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之一，该书收集了作者百余篇论文，主要介绍了作者的治学道路、社会历史学之理论与实践讲稿、1947、1948年万全、宜化庙宇普查之方法论等，具体内容包括《民间秘密宗教研究之方法论琐议》《给郭沫若院长的信》《民间秘密宗教史发凡》《一贯道调查报告(1940-1948年)》《混混儿·脚行·青帮》等。

在本书中，作者列举了世界历史上的二十余种存活或已经死亡的文明形态，并对它们的各自发展作了综合比较，他认为，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 挑战 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 退隐 和 复出 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不再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系和灵魂的分裂。本书破除了西方中心论和单一历史线性发展的史观，在西方历史哲学著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本书围绕对十九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的讨论，追溯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考察了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当现代历史研究十九世纪首先在德国大学中被职业化的时候，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与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受到了对德国民族性认同的深刻影响，这种“历史主义”虽不能说直接导向了主义，但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德国抛弃民主制度和确立主义的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