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依稀觉得是人类 创造 了法律，所以应该已经很了解它了，但知其然未必知其所以然。法律的深层逻辑和人类的道德直觉（公平或正义）可以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描述吗？绝大多数法律人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接受的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毁灭了这种希望。 法律古老的源头应该是个简单的算法，即 返还法则 ，它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逻辑起点，也是民法和刑法的共同源头。本书讲述了从返还法则到复杂法律制度的演化史，以此呈现法律的深层逻辑，打破部门法的界限，以联结思维取代割据思维，把不同门类的法律知识点重新组合，进而实现法学内部及法学和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

自公元前2世纪格拉古兄弟土地改革，至前1世纪秦纳、苏拉及三巨头拉开权力斗争与内战的大幕，罗马原有的、由一系列法律维持的秩序被逐渐打破，矛盾丛生的共和国就此滑入失序。本书作者施特劳曼认为，对于这段历史，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的解释聚焦于 法 的层面，即政治危机与高阶法失灵的关系：后者原应制约实定法、规范权力运转，却在乱局中逐渐遭到搁置与破坏，致使共和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由此出发，他对罗马高阶法展开了全景式研究，并讨论了这种法的规范性如何以有别于古希腊德治理想的进路对早期现代政治产生深刻影响。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司法制度的建设上抛弃了清末、北京政府所推崇的西方式新型司法制度，开始了大众化的尝试，给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开创了中国司法现代的一种新类型、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阶段。 陕甘宁边区所尝试的大众化司法，不仅没有现成的理论，更与源自西方的现代法治学说背道而驰，也没有可资仿效的对象，在人类司法制度的发展史上极为独特。就是因为其 极为独特 ，因而，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对它的评价就聚讼纷纭。 本书认为，大众化司法的形成和确立，既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环境压力的现实应对，又是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自觉的理论选择 从政治上讲，是为了获取民众的拥护，夺取政权；从法律上讲，是为了解决公共权力与社会、民众的脱离问题，但由于司法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导致在解

《皇上走了》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以百年中国的每一年为一个节点，以简洁生动的语言讲述那一年的一个司法故事，并用浅显易懂的方式简单讲解背后的法理，重点揭示在“皇上走了”的现代国家中，我们在法律观念、意识、程序和功能上的种种境况。本书用“法律”的眼光来打量历史，用“法治”的标准来衡准故事，牵扯了大量的政治、文化事件与人物：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到蒋经国、陈水扁，从鲁迅、胡适、粱漱溟，到胡风、雷震，从李大钊之死、东陵盗墓、西安事变到审判“四人帮”……全书在一百件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力图挑战既有的历史“常识”，唤醒当下的“法律”意识，启发未来的法洽“观念”。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冶权利国际公约》与《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起，构成“国际人权宪章”，影响广被，惠泽众生。我国于1998年签置该化约，现正在积极准备批准加入和实施。 《民权公约评注》一书根据历史背景、不术理论案例法逐条解释和评注《公民权利和政冶权利国际公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权威性的关于该公约的著作。作者曼弗雷德·诺瓦克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人权法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在三联合国长期担任专家。

常识是一种有约束力的信念原则，在与政治、道德、法律等有关的实践哲学中起规范和准则作用。对于法官而言，常识与理性同等重要。若司法判断忤逆常识，譬如作出 火车非机动车 之判断，那么司法权威将无从树立。因此，中国的司法改革当回归常识和理性，以实践为全部基础，遵循一种行动中的司法哲学 司法实践主义。 当今中国司法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是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司法领域的反映，具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必然性。欲化解这些困厄，绝非一步能到位，亦非司法自身的修修补补所能达成。这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需要不断的理论探索和时间摸索。唯有置身于整个社会综合改革的大视野之中，司法改革才有可能成就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