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一书原名《周官》，其内容主要包括两周职官制度及相关礼制。自汉代整理先秦经籍，此书得以发现而正式问世。同时，又因此书在官制、礼制上丰富的历史内涵，故为历代学人所重视，有重要的研究及参考价值。在《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上，笔者从上古“六卿”到《周礼》“六官”的制度渊源入手，溯其源，明其流，最后归结到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身上，结论是，《周礼》成书于战国初年的魏文侯时期。

《周礼》一书原名《周官》，其内容主要包括两周职官制度及相关礼制。自汉代整理先秦经籍，此书得以发现而正式问世。同时，又因此书在官制、礼制上丰富的历史内涵，故为历代学人所重视，有重要的研究及参考价值。在《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上，笔者从上古“六卿”到《周礼》“六官”的制度渊源入手，溯其源，明其流，最后归结到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身上，结论是，《周礼》成书于战国初年的魏文侯时期。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本书全面而客观地分析了王守仁思想的各个侧面，肯定了他在思想史上的积极作用。作者又对王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分化、衰落和影响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王学盛衰的原因和学术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本书语言通畅易懂，说理深入浅出，所引资料丰富翔实，为作者近年的一部力作。

文中子王通是隋代儒学的代表学者，但自宋代以来，他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除上世纪30年代汪吟龙的《文中子考信录》和王立中的《文中子真伪汇考》，文中子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80年代，才出现了尹协理、魏明的《王通论》，9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骆建人的《文中子研究》。每部书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前辈学人已经廊清了文中子研究中的许多谜团，本书重点主要放在人们关注不多的一些问题上，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一些研究心得，希望有补于文中子研究。本书是《文史哲研究丛刊》系列之一的《文中子考论》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近代以来的文中子研究、文中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文中子远祖及秦汉时的祖系、文中子门人及其交游考、文中子及《中说》的著录与评论、从《中说》看今本《元经》等内容。

在这部《南宋儒学建构》里，何俊根据各家专集，佐以有关史籍，为我们勾画出12、13世纪儒学发展的大轮廓，眉目清朗，条理分明。就各家的分别研究而言，他的取径以分析为主，力求呈现出每一位思想家的基本宗旨；就全书而言，他紧紧地把握住综合的线索，不让整体的一贯观察淹没在纷繁的端绪之中。更值得指出的是他关注思想与环境的互动，抽象的观念和实际的人生融为一体。这样的儒学史是有生命的，也是动态的。

本书论述了形而上学的基本含义，比较说明了中西形而上学的差异与会通，探讨了境界形而上学的内涵，主张哲学意义上的实事求是与真善美的自由人格的内在统一。本书通过境界形而上学的视角探索中国哲学中儒释道的本体、工夫、境界三者的统一，揭示了儒释道所说的本体与人的关系，即本体与人的存在内在相连，并由人的道德实践而呈现在精神境界上。

由于《周易》“群经之首”的地位。以及中国文学一贯的尊经传统。无论是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建构还是文艺批评之中，引《易》以自重都有其必要性。此外，“《易》包众理，事事可通”，《周易》在六经之中具有阐释弹性。所以，艺术家谈文论艺“援《易》以为说”也有了可能性。欧阳修、苏轼、杨万里除了文人身份之外，也是宋代易学家，分别著有《易童子问》《东坡易传》和《诚斋易传》。《宋代文人的易学与诗学》即以欧阳修、苏轼、杨万里等人为研究对象。聚焦于他们的易学与诗学之间的关系。《宋代文人的易学与诗学》还就朱熹所提出的“文人之经”“懦者之经”的观点以及由此而来的“文人之易”与“儒者之易”的差异作一辨析。提出从解易方法上说，“文人之易”具有“以文解易”的特点；从易学思想角度来说。“文人之易”具有“形而下

《先秦诸子传播思想研究》主要收录了先秦传播思想的研究有益于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先秦传播思想的研究有助于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先秦传播思想对当下中国传播实践的启发、先秦诸子传播思想研究现状、先秦诸子传播思想产生的背景等内容。

本书在记叙黄宗羲生平事迹、著作成就的基础上，着重研讨了黄宗羲在政治、哲学、史学、文学与科学思想方面的理论创新，肯定了黄宗羲作为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揭示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民主性、科学性及其现代价值，并对黄宗羲开创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学术成就与学术特色作了梳理与探讨。本书富有创见地论证了黄宗羲在从阳明良知之学向清代力行实学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论证并确立了以黄宗羲为领袖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学术定位，纠正了以往所谓“浙东史学派”的定位偏颇；突出强调了黄宗羲新民本思想与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