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先生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做一个“长时段”,用结构观念——针对特定范围的一种共时性设定——来研究中国历史和这种历史延续所生成的文化特征。创造性地运用“良知系统”“身体化”“和合性”等概念来总结中国文化中对“人”的设计和“二人”关系,并进一步延伸至对个体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对世界态度的分析与概括。其匠心独运之处在于,不是泛泛地罗列出这个民族的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用近乎千刀万剐的切割,给人以深处其间而欲全力挣脱的浓烈感觉,从而达到文化批判的深远诉求。
对中医的否定性态度,往往并不是经过精密的价值批判而得出否定结论,而是站在时间的立场上,首先把传统划入“旧文化”的行列,然后再做出一系列为否定而否定的论证。余云岫所倡导的“医学革命”,实际上与20世纪那林林总总的“文学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是一脉相承的。 在阴谋的水面,我们不知道那水下的狰狞,这是文化智能退化的表现。所以在竞争面临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麻木不仁。 那么,就从这里开始,看看一个资本的阴谋吧…… 新中国开国之初,在本可以跳出资本阴谋的大环境下,我们的认识却滞后了。由此我们应该检讨的是:究竟是什么,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智能受到了如此深重的蒙蔽?事实上,更多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敌人在蒙蔽我们。我们的敌人,恰恰来自我们的内心——那个被遥远的资本阴谋蒙蔽了的
欲望的客体无法直视,拉康的理论亦需“斜目而视”。在本书中,齐泽克一方面透过通俗作品解析拉康的理论,揭示“无意识的逻辑”,勾勒“欲望的原理”;另一方面借助拉康理论解读通俗作品,这既包括希区柯克、安东尼奥尼、大卫?林奇、赛乔尔?莱昂、弗里茨?朗、雷利?史考特、乔治?米勒等导演的电影,又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斯蒂芬?金、帕特里西娅?海史密斯等通俗作家的小说,以及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雷蒙?钱德勒塑造的菲利普?马娄等人物形象。作者对通俗作品的解读,彰显了“通俗”作品的“非通俗”之维,展示了“通俗”作品的现代乃至后现代蕴味。
本书深入探讨了盛行于当代中国的流氓话语现象。当代中国分为两个社会,一个是国家社会,另一个则是无秩序、无信仰、无和无道德的流氓社会,它以离开土地的两亿流民为基础,成为当代中国的隐形属性。本书以身份理论为逻辑前提,以流氓话语为对象,以酷语、色语和秽语等为分析元素,对渗透在各种文化样式(小说、诗歌、美术、音乐及大众文化等)之中的流氓叙事模式,展开了全面深入和独特新颖的阐释,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流氓话语的基本特征。读罢令人耳目一新。是流氓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话语研究的罕见收获。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年上下求索,到了当代受到了更为严峻的挑战。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尊严受到世俗化的不断冲击;随着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化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知识分子内部的分歧也日益增大。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在知识被高度专业化、文化被商业操纵和元话语被解构的时代存在?作者通过探讨当代人文精神的危机、几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求索、启蒙的分化及其内在悖论等论题,剖析了当代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复杂面向,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深刻的回答。
孙隆基先生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做一个“长时段”,用结构观念——针对特定范围的一种共时性设定——来研究中国历史和这种历史延续所生成的文化特征。创造性地运用“良知系统”“身体化”“和合性”等概念来总结中国文化中对“人”的设计和“二人”关系,并进一步延伸至对个体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对世界态度的分析与概括。其匠心独运之处在于,不是泛泛地罗列出这个民族的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用近乎千刀万剐的切割,给人以深处其间而欲全力挣脱的浓烈感觉,从而达到文化批判的深远诉求。
《中国文化的命运》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有关中国文化及其精神的文稿,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时隔七十年之后次呈现给读者。 本书主要围绕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影响展开,并用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梁先生几十年前的见解远超今人庸论。 本书可为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最有价值的读本。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其实探讨的正是个人与社会,在20世纪的中国受到哪些因素的左右。“仁者,人也。”儒家思想影响了多少人的心理结构,中国人缺乏自我自主意识,也是其中一斑。全书视野开阔,令人心服。 大约在十七八年前,有一本书悄悄地在大学里流传,与其说书,不如说是一份复印本,篇名叫“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名为孙隆基,据说他是香港人,而且到美国留的学。那个时候,正是“文化热”如火如荼的时候。文化人见了面,就要谈文化。书也是这样,只要染上“文化”二字,就立即洛阳纸贵,印个四五万册,是家常便饭之事。在这本书里,孙氏不仅谈文化,而且还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这就不能不撩拨起大家的好奇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