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君铭》全称《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东汉汉安二年《公元一四三年》八月立。碑在山东济宁。隶书。碑阳十七行，行二十三字；碑阴四列，除第四列为二行外，其余各列为十八行；末纪文二长行，行四十二字。额阳文篆书二行十二字。 《景君铭》书法气势磅礴，多有篆箝笔意，且字形竖长，为汉碑中之罕见者。明王世贞评其书：“隶法故自古雅”。康有为《广芸舟双楫》云：“古气磅礴，曳脚多用籀笔，与《天发神谶》相似”。
《圣教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怀仁集王羲之行书刻成碑文，唐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建。《金石萃编》载：“碑高九尺四寸六分，宽四尺二寸四分，文共三十行”，是唐太宗为表彰玄奘赴西域各国求取佛经，回国后翻译《三藏要籍》而写的。太子李治(高宗)并为记，现藏西安碑林。王氏书迹大都赖此以传，故为历代书家所重。。 怀仁是长安弘福寺僧，能文工书，受诸寺委托，借内府王羲之书迹，煞费苦心，历时二十四年，集摹而成此碑。遂使“逸少真迹，咸萃其中”。。由于怀仁对于书学的深厚造诣和严谨态度，致使此碑点画气势、起落转侧，纤微克肖，充分地体现了王书的特点与韵味，达到了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平和简静的境界。《圣教序》广采王书之众长，非常注重变化和衔接，摹刻亦颇为精到，因此可以说，《圣教序》是从王氏书迹中经
《中国古代书法作品选粹：好太王碑》是《中国古代书法作品选粹》系列之一，书中书法方整刚劲、古朴秀雅。在内敛、外拓的张力中流露出完备的骨气。好太王碑是高句丽第二十代王于东晋义熙十年、高句丽长寿王二年（公元四一四年）为纪念其父好太王（全谥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功绩和守墓烟户而立。碑在吉林省集安县太王乡，光绪初年发现。好太王碑四面环刻隶书碑文，原刻总计一千七百七十五字，脱落无法辨识者一百四十一字。字宽太都在十四厘米至十五厘米。好太王碑书体古奥，直承一其中还有草书的写法；还有的字写法比较特殊。
此碑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亦称《李翕颂》、《黄龙碑》。在甘肃成县天井山。东汉建宁四年（一七一）六月十三日刻。摩崖刻石，隶书， 二十行，行二十字，有〔惠安西表〕四字篆额，碑后刻题名隶书十二行，碑前刻《五瑞图》。碑文记述东汉武都太守李翕的生平和屡任地方行政长官之政绩，颂扬他率领民众开通西狭道路、为民造福之德政。 《西狭颂》与《石门颂》、《郙阁颂》同列为汉代书法〔三颂〕，为汉代摩崖石刻的杰作。此碑结字高古，庄严雄伟，用笔朴厚，方圆兼备，笔力遒劲。杨守敬《评碑记》誉其：〔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梁启超《碑帖跋》颂其：〔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 今以此碑旧拓本影印出版，以飨广大书法爱好者。
《中国历代名碑名帖精选系列·封龙山颂：清拓本》选用的整碑与剪裱本局部皆为河南省新乡市博物馆所藏清代拓本，为方便读者临习，对本帖局部影印时略有放大，以飨同好。《封龙山颂》，亦称《封龙山碑》，东汉桓帝延熹七年立于今河北元氏县王村。清道光二十七年河北元氏知县刘宝南发现。时碑体完整，惜为了搬运方便而截为两段，后来嵌合为一，却有伤文字。碑高一百六十厘米，宽九十三厘米，碑文十五行，每行存七至二十六字不等。整碑无穿，亦无额。 《封龙山颂》之研究价值首先是碑制。其次，可裨益于古代文体和古韵的研究。其碑行列有标题：[元氏封龙山之颂]。 《封龙山颂：清拓本》为该碑帖的清拓本。
創建于一九二五年的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皇宫舊址及清官舊藏文物基礎上建立的綜合性國家级博物館。文物藏品數量居全國文博系統總數之首，占藏品的十分之一，其中一級品占六分之一。故宫博物院藏文物品類豐富、體系完備，共二十五大類、二百多小項，計一百七十多萬件（套》。故宫博物院的書畫藏品約有十四萬多件。其中，繪畫六萬多件，書法有五萬多件，碑帖有二萬多件。長期以來，故宫博物院在保護并研究這迪一書畫文物的同時，争取限度地發揮這些古代書畫藝術珍品的作用，更好地為公泉服務。為此，歷年來故宫舉辦了多種形式、不同主題的書畫展覽、研討會，出版了多種畫册，向社會展示故宫所藏的歷代繪畫珍品。然而，由于藏品數量眾多，仍有大量藏品深鎖庫中，未曾面世。加上中國書畫的材質多為紙、絹，即使展覽也受到展出時間、光线的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也称《张迁表》。东汉灵帝中平三年一公元一八六年一二月立。碑原在山东东平州学明伦堂，明初出土，原石现存山东泰安岱庙。碑高三百一十四厘米，宽一百零六厘米。碑阳十五行，每行四十二字。碑阴三列，上两列十九行，下列三行。额篆书两行十二字一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峙。最初记载见于明代都穆《金薤琳琅》。《明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中曾疑此碑为后人摹刻，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从风格特征及此碑朴茂端庄的气息来看，此碑非汉人所不能，而且风化剥蚀的自然现象也并非后人摹刻所能及，当为原作无疑。 历代书法理论家对《张迁碑》的评述众多：明王世贞评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可及也。]清万经评云：[其字颇佳，惜摹手不工，全无笔法，阴尤不堪。]清方朔枕经堂
《颜勤礼碑》，全称《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目前护军颜君神道碑》，是颜真卿为其曾祖父颜勤礼所书神道碑，据考立于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此碑残石175×90×22厘米，四面刻字，现存两面及一侧，文至“铭曰”止。全碑共计一千六百六十七字。碑阳十九行，碑阴二十行，每行各三十八字；碑侧五行，每行三十七字；左侧铭文在北宋时已被磨去。原石曾被长期浸没，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在西安旧藩廨库堂后（今陕西西安市社会路）出土，一九四八年移置西安碑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初拓本。
此书为“白砥临古书法精粹”丛书之一，白砥现为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作者精选历代传世有名的篆隶作品加以比较分析，并附对原碑的一些临习理解，心得体会及临习要求，以便其它书家研究。
《九成宫醴泉铭》，魏征撰文，欧阳询书，立碑于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碑石在陕西省麟游县，共二十四行，满行五十字。九成宫本为隋代的仁寿宫，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世民将其加以修缮，并更名为“九成宫”。“九成”意即九重，极言其高峻。宫内本来没有水源，贞观六年夏天，李世民来九成宫避暑，发现了泉水。此泉甘甜如美酒，故称为“醴泉”。醴泉被时人视为上天所赐的吉祥之物，是当朝皇帝美好德行的瑞应。魏征所撰碑文便以醴泉为缘由，歌颂李世民的武功文德，文中亦表达了希望李世民以隋为戒、居高思危的谏诤之意。碑中字形挺拔方峻，左敛右放，端严中寓险絶。欧阳询于七十六岁时奉敕书丹，正值人书俱老之时，且用笔一丝不苟，故成就此件旷世杰作。传世拓本众多，宋拓本便有十余种。在诸多拓本之中，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明代驸马
《昭仁寺碑》宋拓本，吴湖帆旧藏残本。此碑全称《豳州昭仁寺碑》，正书，四十八行，行八十四字。立于贞观年间，石在陕西长武。前列撰文者朱子奢名，而未著书丹之人，故历代著录及研究各家，均从书法风格面貌等方面，比照考索。有认为系出唐初名家虞世南之手，亦有谓“此书虽似永兴，然《庙堂》丰逸，此则瘦劲，面目虽似，神骨则殊”者。然对其书艺价值，都一致肯定推重。今观其结体方正中见法度规矩，极似《龙藏寺碑》，而用笔瘦劲中含圆月叟之致，又有虞世南书韵，则前人“正使永兴执笔，亦未必有过”之评，确属公允。不管书者是谁，而终当为唐初名刻巨制无愧。
五十岁后，高二适主攻章草，广收历代《急就章》传本，考校本，及古残简碑贴字节，排比正章、审核异同，撰写《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历时十载，1964年校补定稿，1982年出版，使坠失一千六百余年的章草免遭烟灭。高二适以考证《急就章》文字的草法及释正作为引子，旁征博引古今各种草书及篆隶资料，阐明章草以及今草每个字该如何写，为什么这么写，以及写法之间的细微差异之处。
《广武将军碑》亦称《广武将军张产碑并阴侧》、《立门山石祠碑并阴侧》、《张产碑》。苻秦建元四年（369年）刻。碑高一百七十四厘米，宽七十三厘米，厚十厘米，四面刻字。额书“立门山石词”五字，碑阳十七行，行三十一字。字体在隶楷之间。明代末年发现后不久便流失，据清干嘉时期的《金石记》诸书记载，此碑存于陕西宜君县，多年求之不得。民国九、十年间，重新发现于陕西白水县南彭衙寒崇寺。一九七二年入藏西安碑林。
李璧墓志，正书，三十行，行三十一字。有阴一列计十四行，每行少至四字多至十字。字数不等，字迹较大。正光元年（五二一）十二月刻此志是以旧碑改为墓志。磨旧碑碑阴改为[宣统元津浦铁道修至德州北境获此石，从土人以、银币三百购置金石保存所]。另据《校碑随笔》记，此志为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在景州出土，此说待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