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才能重新赋予技术在文化中应有的地位，并了解常被指责是由技术造成的异化背后真正的原因？人们经常根据沉思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休闲与劳动之间的对立来对技术现实进行判断。然而，这些对立都是不充分的，因为技术物并不是由其功利性质，而是由其运作功能来定义的。我们必须在存有论上赋予技术物与审美物或生物相近的地位，同时了解其发生论的意义。这样就有可能研究人与技术现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从教育和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同时，我们必须通过分析人与世界之间的基本关系来理解技术性本身的发生论。本书作为西蒙东的重要代表作，自1958年出版以来，深刻而且持久地影响了对技术的哲学思考，它已成为当代思想的必要参考文本。 本书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西蒙东思想系列之一。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自2000年以来，已译介百余部域

这是一本文集，也是德勒兹生命后历程的生成与游牧。在《〈荒岛〉及其他文本：文本与访谈（1953 1974）》之后，德勒兹通过自己的文字，展现了内在性如何生成，如何在从《两种疯狂体制》到《内在性：一个生命》的历程中，让思的无器官的身体熠熠生辉。在这本书中，不仅有 反俄狄浦斯 和 千高原 的迭奏，也有 大脑即屏幕 的反思；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到布列兹的音乐，再到戈达尔的电影，德勒兹后用自己的文字向挚友加塔利告别。德勒兹是一个不断逃逸、不断解域化、不断在块茎的游牧中生成的少数派行者，他用自己的生命的宣言告诉我们：另一个内在性的生命是可能的 本书为《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新作。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是以引进版为主的哲学、思想类丛书，2014年至今，向国内学界推介了一批影响深远的西方当代激进思想家，包

《在关系中认识自我(精)》是“克里希那穆提集”（全17本）的第三本，收录了克里希那穆提1936-1944年在世界各地所做的演讲和讨论。他以素有的循序渐进的启发方式，揭示出关系就是自我的外在体现，外在世界的混乱源自个体内心的冲突，引导读者一个人去体验自我，不加选择地去生活，唤醒生活的智慧。

罗素追溯了1814年 1914年这一百年来政治变革的主要原因，认为它主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经济技术、政治理论和某些重要人物。 罗素从拿破仑下台、维也纳会议失败，讲到一战爆发，通过详细探讨塑造了19世纪的主要力量和重大事件，描绘了19世纪历史上两种决定性力量 自由和控制 之间的斗争，生动地呈现了众多历史人物，包括马尔萨斯、密尔、边沁、杰斐逊、杰克逊、林肯等，在这些人的思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审视了美国体制的建立。 *终，其目的在于追溯19世纪变革的两大原因的对立和相互作用：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对自由的信仰，以及通过工业和科学技术产生的组织的必要性。

《经验与自然》是杜威的代表作，也是整个实用主义流派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书中，杜威提出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并把它称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这种观点反对把人与经验同自然截然分开，主张确立“经验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由此建立一个“统一的经验整体”。

1933年，杜威扩充修订了1910年版的《我们如何思维》，特别是逻辑部分。他写道，希望他的修改“增加了该书的清晰性和可读性”。许多评论者称赞这个修订本很好地回应了教师和逻辑学家的批评。伊萨多.斯塔尔（Isidore Starr）在1970年的回忆中评论道，越来越多的教师受到这个修订本的吸引和影响。他最后总结道：“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容易从循规蹈矩走到顽固不化。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毒害的优选解药，就是要定期朝拜一下杜威的经典。”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导言中考察了杜威与他的各种读者的关系以及他的“反思性思维”的发展，仔细分析了贯穿整部著作的“某种无法避免的紧张关系”，“这就是把这位哲学家想象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关心着通过不断批评当下实践和机制的恰当性而保持改革精神的活力，以及把这位哲学家想象成一个政治上中立的理论家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七卷。它提供了杜威和塔夫茨（James H.Tufts）于1932年撰写的《伦理学》(Ethics)一书的权威版本，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版本。 亚伯拉罕·埃德尔（Abraham Edel）和伊丽莎白·弗劳尔（Elizabeth Flower）在他们的导言中指出：杜威的伦理学以其“关注具体、关注变化、关注融入可利用的很好知识、关注伦理学理论的启蒙作用、关注对创新思想和智慧的召唤”，和20世纪80年代“刚好相关”。 杜威和塔夫茨在前言中说：“在一个战争可能摧毁任何国家或个人生命、财富和不安全结伴同行、阶级依然分化而宗教却不再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的世界里，对研究和反思的需求变得愈加明显。”尽管某些人担心道德理想和标准的消失，但这两位作者满怀信心地总结道：“道德生活深深地扎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之中，不可能丧

本书是伯纳德特用施特劳斯学派的方式对柏拉图《法义》的逐章文意解读串讲，作者从古典的视域反观《法义》篇的今解，尤重古典语文学解读，以发掘柏拉图哲学的奥义。本书是当今西方学界研究柏拉图《法义》的经典之作。

《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是《杜威早期著作》（1882-1898）和《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的继续，共17卷，，收录了杜威在该时期的所有作品。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四卷，为人们提供了约翰·杜威的重要著作——《确定性的寻求：一种知行关系的研究》(The Quest for Certainty: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的一个权威版本。 《确定性的寻求》是以杜威于1929年4到5月间在爱丁堡大学所作的吉尔福特讲座为基础而成书的。由苏格兰的四所大学轮流举办的吉尔福特讲座规定，演讲人必须是“真理的挚爱者和热忱探索者”，“要以对待自然科学的严谨来对待他的论题”。 在准备讲座期间，杜威写信给悉尼·胡克（SidneyHook）说：“我想把这些演讲命名为《确定性的寻求》……它是对企图寻求理论确定性的哲学的一种批判。”马克斯·C·奥托（M.C.Otter

本书基于施特劳斯于1966年开设的孟德斯鸠课程中对《波斯人信札》的疏解。施特劳斯将《波斯人信札》共161封信分为七个部分，并针对每个部分的每一封信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解读。通过这样的解读，施特劳斯不仅为我们揭示了：《波斯人信札》中的基本论题和《论法的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对于我们深入地理解《论法的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