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国现今仅存的一部客观而又比较全面地介绍江湖行当、行话和内幕的书籍。 作者连阔如是我国的评书艺术家。20世纪30年代，他以云游客的笔名，在北平《时言报》发表长篇连载《江湖丛谈》。1938年由时言报社结集出版，共三集。这本书除了介绍北平天桥、天津三不管等地的变迁以及艺人小传、艺人生活状况外，还以大量的篇幅着重记述和揭露了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江湖行当的内幕以及危害社会的种种骗术，劝诫人们不要贪便宜上当受骗。 由于作者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一颗正直善良的心，他同江湖上的一些人又有很深的交往，所以他能透彻地了解江湖内幕，并勇敢地将它书写出来，公之于众，且该书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真实可信，因而颇受读者欢迎，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坂口安吾是日本无赖派文学代表人物，《堕落论》是其代表作品。《堕落论》收录其17篇代表性随笔和评论文章，既有对日本文化的自我感受，也有对战后日本社会的深刻剖析，以及对文学的严肃探讨。
求雨在中世纪各国均有流行。中国汉代也曾用巫女求雨。为什么求雨秘须用巫女和呢？季羡林先生认为跟人类最早的劳动分工和原始人类的信仰或迷信有关。 凡是有偶然性的地方，凡是希望不多、恐惧不少的地方，我们就见到。凡是靠得住的地方，凡是理智的方法与技术能起作用的地方，我们就见不到。 那些对天灾人祸滑有办法的人群，那些相信有许多鬼神在左右自己命运的人群，只能通过祭祀、、、巫医等等，去摆脱各种灾异。
《书林清话》介绍了古籍版本的各项专门知识。著者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来讲述书籍和版本的各种名称，历代刻书的规格、材料，以及工料价值的比较，印刷、装订、鉴别、保存等方法，并叙述了古代活板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各时代刻工、刻本、刻书、钞书、卖书、藏书的许多掌故。
讲“中国文化史”，首先就是“讲什么”的问题。一次与外校一位同行交谈，我问：您讲“文化史”。讲什么？一问之下，他笑，我也笑：这是我们共同的疑难！讲“中国文化史”偌大的题目，得涉及历史，可讲历史，则有通史、断代史在；得涉及思想观念，可讲思想观念。则有哲学史、思想史在；得涉及语言文学，可讲语言、文学，则有语言史、文学史在：得涉及艺术，涉及建筑……如此类推，任你讲什么。都有专门的学术，也几乎都有专门史。讲“文化史”。与这些在学科上早巳成熟或相当成熟了的“史”，有什么区別吗？而不涉及这些，就无“文化史”可讲：什么都涉入。“文化史”不就成了拼盘、杂凑？拼盘、杂凑，还是没有“文化史”，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文化史常识”。以“中国文化史”命名的书。也出了不少。可其中不少书都可以称为“史之余”。
人生六十岁以后，就进入花甲之年。我这六十年来，人生经历和遭遇很特殊。也做过几件不平凡的事。这三十几年如果何新不存在，历史未必是现在这样子。中国当前的体质下，没有出现过我这样类型的人，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了。所以有人说何新是个圣人。 我现在凡所言、所写、所爱、所喜、所恨、所苦、所欲泣、所欲骂皆非關自我，而是以大悲之心观世照世为后世，为国家，为苍生。 我所著述不过是现代版的“盛世危言”，仅是向世人提供一种研究的线索，提供对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的一种新的观察视角而已。毕竟，对未来，我们这代人所留下的并非答案，而却是一系列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