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为古代中央王朝之 化外生苗地 。若以 巫文化 论之,贵州是 巫文化圈 的中心,所谓 西南奥区 是也。巫文化体系在中原失落后,却在贵州苗族地区得以保存,实乃 礼失而求诸野 的一枚标本。明代以来官学体系在贵州苗族地区获得发展,新中国成立至今贵州苗族地区学校教育体系日趋健全和完善,但贵州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仍然存在危机。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苗族教育传统资源,乃是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本书近乎全景式地论述了贵州苗族文化与教育的历史与现实境遇,探讨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的形式、内容与途径,力争为传承和发展我国苗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苗族教育事业,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选题是一部以湖南通道县坪坦乡的一个侗族村寨阳烂村作为典型标本,综合研究侗族行歌坐月婚恋习俗的文化人类学书稿。绪论部分为学术界近年相关研究综述,正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对阳烂侗寨 行歌坐月 习俗的文化背景、场域、隐喻、目的、功能、变迁及传统文化的反思等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结语重点在于总结阐述民族传统习俗的价值,认为它是重塑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砝码和载体。
本书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专项经费资助出版。《城市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乡村文化的保护——以云南为例》一书全面、深入、系统的论述了在新世纪、新阶段,突出了在城市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保护乡村文化。
《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是一部从内容对象到研究方法都有创新和突破的著作。这一课题的展开和实施,作者厉震林作了多方面的学术准备,包括理论观念上的和历史文献方面的。伶人是中国戏剧和文化所形成的一个独特群体,从戏剧学角度的关注是近些年来学者们所着力之处,该课题的研究超越了戏剧本身,将其提升到通过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生态的研究,“探索一个族群的集体心理”,乃至是“探索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过程”。该课题比较有理论视野地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系统地涉入伶人家族文化研究,从伶人家族的变迁之中折射出一种文化的内涵以及国民人格内涵,也对戏剧文化学的“文化”概念作了一个高位的阐释,从而也使戏剧文化学研究结出一个令人瞩目、颇具创新意义的成果。其所论述的包括伶人家族的政治设计及其泛家族化、伶
中国人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中国人的习惯》从习惯养成视角入手,沿着知—信—行的顺序,以思维和行动的底层文化逻辑为抓手,指出,中国人养成的习惯是内省。以内省为基底,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推己及人的,社会习惯是和而不同的,生活习惯是择善而从的,工作习惯是勤勉好学的,休闲习惯是张弛有度的。随着中国的开放和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加深,这些习惯在当下已经面临挑战,未来的中国人将会养成怎样的习惯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和对外来文化的理解。这本小书试图为中国人理解自己的习惯提供参考, 为世界理解中国人的习惯提供建议。
本书首先对民间器具研究进行了学术史梳理,确定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并提出问题。主体部分使用民具组合、民具群等概念对该族群的民具进行了描述性分类研究。然后从该族群所处的环境出发,通过对民具的结构和形制,制作工艺和使用,民具的流通、储存、生命史等内容的考查和分析,研究民具和人以及自然环境的互动,探讨围绕民具所形成的文化。后讨论民具文化的传承和变迁。
《贵州民族村寨的现代技术传播与文化变迁》内容简介:现代技术在民族村寨的传播给当地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书首先对现代技术予以界定,阐明它的体系和特征,旨在说明现代技术传播的影响不同于传统技术传播的影响。其次,本书对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的现代技术传播的状况进行了描述,旨在揭示现代技术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再次,本书重点考察了现代农业技术、现代建筑技术、现代信息技术的传播对少数民族村寨文化的影响。*后,在对现代农业技术、现代建筑技术、现代信息技术与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变迁的实证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对现代技术影响下的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传承进行了探讨。
通过审视1400—1900年间欧洲诸帝国法律与地理的关系,劳伦·本顿勾勒了研究世界历史的新路径,改变了我们对帝国及其遗产的理解。她认为,欧洲人将帝国的空间想象成各种走廊和飞地组成的网状结构,并且通过各种融合地理和法律观念的方式建构主权。本书作者将引导我们跨越海洋,穿过河流,翻越高山,登上岛屿,体会海盗的兴衰、叛国罪的指控、刑法的冲突和罪犯的流放如何赋予常见地理分类不同的法律意义,从而创造了各种不规则的帝国法律空间。